经过这些天的长途跋涉，我们走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思想历程，到达了旅程的终点。这篇结语就像电影结尾时的镜头，应该用一个大全景，将一切尽收眼底。可我却发现，我拍不出一个从容不迫的大全景，因为镜头收不住眼前的复杂景象。
这里说的“镜头”就是当今西方思想的认知框架，而景象就是眼前纷乱骚动的世界。镜头收不住景象，就是说这个认知框架似乎无法有效地解释当下的世界了。
在这篇结语中，我想和你谈谈西方现代思想在今天面临的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
# 人类的故事要怎么讲
我们知道，思想的一个重要功用在于深入地理解现实，去“讲通”现实世界的故事。但现在我们发现，人类的故事越来越难讲了。
有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他的大历史三部曲非常有名。在《今日简史》中，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1938 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 年只剩下两个；1998 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 年，这个数字降到了 0。
赫拉利的意思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上有三种故事：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法西斯主义被淘汰了，只剩下两种故事，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欧美的自由主义。而到冷战结束之后，似乎只剩下了一种故事，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在今天，自由主义这个故事似乎也讲不下去了。
赫拉利关注的焦点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造成的困境。但我想跟你说的不是技术领域的问题，而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论述——它在西方国家内部和国际领域都遭遇了挑战。
故事还是要从全球化说起。
# 国家内部：“精神内战”？
本章前面的小节，我们讲了福山和亨廷顿的思想。但这两位思想家当时都没有料到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后果：当今重要的冲突之一，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内部。
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
为什么全球化的时代会出现普遍的“精神内战”现象呢？这有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位研究平等问题的权威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他在研究中发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
就拿美国来说，硅谷的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地区却走向衰落。硅谷的程序员和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经济差距就拉得更大了。
而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
21 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
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的故事也越来越难讲通了。
# 国际领域：秩序的衰落？
我们再来看国际问题。
现在地球上还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但并非完全没有秩序。西方主流意见曾相信，存在一个叫作“自由国际秩序”的机制。但现在有不少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的全球秩序或国际秩序，而是一个区域秩序。它实际上是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主导北美和西欧国家的秩序，可以叫作“大西洋秩序”。
按照“大西洋秩序”，这些国家都采取非常相似的制度，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曾经相信，这个秩序可以不断扩展，最终会成为覆盖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秩序。有一些历史事件，比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就，当然还有冷战最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都鼓舞了自由秩序扩展的信心。
这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这种自由秩序很容易“普遍化”。许多西方思想家过高估计了这个自由秩序的普遍有效性，认为这是全球适用的国际秩序，却忽视了这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实际上依赖于许多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
最近二十几年来，这个秩序的扩张在带动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与冲突。
为什么呢？刚开始在“大西洋秩序”下的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加起来只有近 10 亿人口。然后它不断扩容，要把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一些拉美国家，大约有 30 亿人口）全部纳入。这么大的体量，就像一艘原来只能乘坐 10 个人的船只又上来了 30 多个人，因为过载而事故频发。并且，这四五十人在船上并不能完全齐心协力。亨廷顿看到，这个“自由秩序”不只是单纯的制度，它其实带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原则。在向外扩展的过程中，自由秩序会深度介入非西方国家的内部秩序。有不少非西方国家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表现出了“抵制西方化”的各种反弹。
文化有差异，利益有纷争，协调机制还不完善；如果遇到什么大风浪，船身就会猛烈摇晃，甚至还有翻船的危险。
西方自由秩序的过度扩张，引起了许多越来越多学者，包括自由派学者的质疑和反思。比如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格雷，他将向外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称作“愚蠢的进军”。在国际问题上，自由主义的故事也很难顺利地讲下去了。
那么，自然有人会做出另一种选择：既然这是“愚蠢的进军”，西方就应当停止进军，甚至终止全球化，不再去关心什么国际局势，一切问题以“本国优先”为目标。
但这样做就行得通吗？全球化已经造就了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任何国家都需要和其它国家打交道；既然要打交道，就需要有规则和秩序。没有基本的国际秩序，就会步履维艰、险象环生。有时候，一个不够好的秩序可能胜过完全没秩序。
而在今天，美国的“退守”，英国的脱欧，WTO 的失灵，贸易争端的加剧，各种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的浪潮汹涌而起……人类进入了新一个年代，曾经的“历史的目标”和“宏大历史的故事”似乎消失了，人们现在都在讲述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当下，似乎只有中国仍然在积极推进全球化，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
# 汇聚还是分离
那么，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有怎样的前景？是走向汇聚还是分离呢？
早在 1964 年，加拿大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地球村” (global village)，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但我觉得这个比喻只说对了一半。全球化造就的不是地球村，而更像是一个“地球城” (global city)。汇聚到这个“城”里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城市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差异中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过去大家各自住在自己的村庄里，最多是听说外面还有一些别的村庄。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城之中，甚至就住在楼上楼下，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之间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于是，难免有人会想，干脆散伙，不要一起过了吧。“脱钩”似乎就成了一个现成的选项。
可是，我们真的能相互分离吗？我们能够承受离开地球城的代价吗？就像你“逃离”了大城市，就能回到梦中的故乡吗？并没有这么简单。不少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他们已经深深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
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
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
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怎样？中国古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种看法，就好像在一场旅途中只是关注眼下的路面。如果我们抬起头，观察更多长远而缓慢发生作用的变量，你就会明白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的一句话：“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 给你的寄语
到这里，我们探访西方现代思想的旅程就要告终了。感谢你的陪伴，希望你在这个学习思考的旅程中有所收获。
西方的现代始于理性主义的勃兴，人类创造了空前的成就，也带来了崭新的挑战。在本书中，我们阐述了 20 世纪一些卓越的思想家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索与反思。而在今天，理性主义主导的现代性仍然在全球扩展，同时又遇到多种困境与危机。这些思想家的真知灼见以及他们未竟的难题，都会对我们自己的处境和选择带来丰富的启发意义。
如果多年之后，你还能记住这本书中的一句话，那么我希望是这一句：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是的，请记住：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我的朋友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