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认为，社会的变革，只有物质和技术进步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做出“实质性的变革”，用他自己的话说，社会需要的是“质变”而不只是量变。

但问题是，即便我们承认变革是必要的，可是变革真的可行吗？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矛盾那么尖锐，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被彻底颠覆。在当今更富裕、大众生活更舒适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变革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这正是马尔库塞反复思考的一个难题，他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乐观。

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丧失

首先，革命行动需要主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最有潜力的革命主体是工人阶级，可如今，革命的主体似乎已经消失了。

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控制方式有效地压制了社会革命的思想理念，也消解了革命所需要的行动者。革命的主体似乎消失了，至少变得难以辨识。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

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动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

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对异端的驯服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当代的美国人，他们很可能会质疑，难道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和谐一片了吗？我们知道，发达资本主义“标配”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不是有批判和反抗的空间吗？我们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常常听得到各种质疑、辩论、批判和抗议活动。那么体制的控制和整合难道真是那么充分有效吗，它似乎并没有消除这些异端思想和反抗力量啊！

对此，马尔库塞也承认，民主政治给异端留下了空间。但他认为，所有这些质疑、批评、辩论、竞争、投票，甚至包括社会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只能带来量变，无法突破体制本身，导致社会的质变。这就好比一个足球守门员说，足球运动需要变革。教练说，好吧，那要不换你去踢前锋，或者后卫？

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这些表面上热闹的批评、抗议，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表面上喧嚣的“异端”并不能改变社会体制，反而造成一种假象，让这个单面的社会披上了自由多元的外衣。

马尔库塞的这种分析批判能令人信服吗？许多人都表示怀疑，认为他的批判方式看上去好像很深刻，好像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只是一种说辞。

我最初也觉得，他的观点只是“貌似深刻”，但后来我考察了一个真实的现象，想法有所改变。现在我把这段思考分享给你，然后请你来判断，马尔库塞的观点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洞见。

这个现象就是摇滚乐。西方的摇滚乐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兴起，60 年代达到鼎盛期。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披头士，还有著名的滚石乐队，都是摇滚乐的伟大代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且鲜明地针对政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抗议，等等。摇滚乐有着广泛的大众影响力和号召力，又如此激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吧？

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给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巨大财富，进入上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排斥消灭掉；要么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解放的幽灵

你看，虽然马尔库塞坚决地要求变革，但他也深刻地理解到，要让变革发生，难度非常大。曾经明确的革命主体消失了，而其他的异端分子很容易被体制“收编”。要想实现他所期望的“质变”，似乎希望渺茫。

但马尔库塞并没有放弃变革的希望。就像马克思一百年前曾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马尔库塞也表示，“解放的幽灵”正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徘徊。他看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巨大的内在矛盾。比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帝国主义扩张造成的全球冲突，核军备竞赛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持续的不平等，还有不断加剧的人的异化……这些危机显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消失，它所维护的那种表面上的和谐统一只不过是幻觉。

但幻觉不可能没有裂痕，“解放的幽灵”就潜伏在裂痕之中。马尔库塞剖析这个社会，致力于揭穿这种欺骗性的统一，就是要把裂痕撬开，将解放的幽灵释放出来，在思想层面上为变革创造条件。

可是，在工人阶级被收买之后，变革的主体在哪里呢？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于体制的边缘人群，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流浪汉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不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收编。他们的抗争虽然缺乏自觉意识，但这些被压迫者的抗争，最有可能撕开体制伪善的一面。

马尔库塞希望，这些自发的反抗和斗争。能够从他的批判理论中汲取思想养分，产生出自觉的政治意识，再进一步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他呼吁一种“大拒绝”，呼吁人们去否定现状，不再沉湎于消费和享受，用“变革的主体性”取代“消费的主体性”，让抗议和反抗演变为真正改变世界的解放运动。

但是，尽管怀抱如此宏大的期望，对于运动的最终结果，马尔库塞并不乐观。他说批判理论并不许诺成功，但仍然怀有希望。在《单面人》的最后，马尔库塞引用了本雅明写下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到这里，你可能也发现了，马尔库塞一直说要变革，但却没有指明变革之后该怎么办。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却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设性目标。还记得前面的例子中，那个要求变革足球运动的守门员吗？马尔库塞可能会说，守门员变成前锋，这不是实质性的变革。那怎样才算实质性的变革呢？大概在足球场上游泳才算吧？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实际上，马尔库塞也没有提出任何可实现的制度性方案。

马尔库塞的思想对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青年抗议运动有很大的影响，但他拒绝接受“导师”之类的称号，认为自己只是辨析和阐明运动本身所蕴含的想法、目标和意义。站在今天，我们来回看那场席卷世界的青年抗议运动，它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后来还引发了保守主义的强劲反弹，尤其体现在里根切尔时代的经济政策上。

不过，这场运动仍然带来了重要的文化变革，在种族、民权、社会正义与平等、女权，以及性别和性取向这些身份认同的领域，几乎全面改写了传统的主流观点。这场运动造就了整整一代“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持续在校园和公共领域中发出批判性的声音。

思考题

我们到底如何来评价这场运动的成败呢？按照马尔库塞的标准，运动并没有实现社会的“质变”，但它算是被收编了吗？还是说，即使没有质变，它仍然带来了一些有意义的变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