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之后，我们要认识的思想家是法国哲学家让一保罗·萨特，他是这本书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完全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之前讲过的韦伯、尼采和弗洛伊德都出生在 19 世纪，还有一些属于过去的气质。而萨特出生在 1905 年，1980 年去世，是一位 20 世纪的“00 后”，离我们今天的世界又更近了一些。

对我个人来说，萨特这个名字有特殊的意义。在我年轻的时候，社会上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热”，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就是其中的热门人物。他们的著作探讨人性本质、生命意义这些问题，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相当于是那时候年轻人的“爱豆”。

我当时非常喜欢他们三位的书，把能找到的中译本全都收齐了，也是在那时养成了熬夜读书的坏习惯。这三位思想家彼此之间其实有相通之处，但他们给我留下的感受又有所不同：尼采是横空出世的天才，简直像个外星人；弗洛伊德的理论很有趣，但他的生平实在很乏味；最后还是萨特最能让我产生共鸣。萨特不仅是存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而且有着非常精彩的人生，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

我想先用一个小节的篇幅，和你好好聊聊萨特这个人和他的故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人生实在精彩，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生故事就是你理解萨特思想最好的材料。

萨特的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自由选择，另一个是积极行动。对于人生，萨特会说人就是自由本身，人必须做出选择，去行动，并且绝对地承担行动的后果。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萨特的人生故事出发，看看他究竟是如何“自由选择”和“积极行动”的。

萨特 75 年的生命活得精彩非凡，以特立独行而著称。他是一个非常早慧的人，大概 3 岁就开始读书，7 岁就读过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虽然家中长辈都信仰天主教，但萨特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再信仰宗教了。

萨特虽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因为聪明过人，所以自视很高，从中学时候开始就热衷于哲学思考。

19 岁那年，萨特考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听上去好像不起眼，其实这是法国最精英的学校。这类学校在法国叫作“大学院”，每年招生名额极少，巴黎高师是其中最古老的一所。在萨特入学的时候，巴黎高师每年只招收 100 名学生。虽然学生少，质量却极高，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光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 13 位，萨特就是其中一位。

萨特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哲学家，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高等学府正式任教。他虽然撰写了很多严肃的哲学论文和著作，却也花了很多精力去写小说和戏剧，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获奖之后，他公开拒绝领奖，理由是他“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说这其实是萨特爱慕虚荣的表现——他觉得获得诺贝尔奖还不够突出，还要成为第一个主动拒绝诺奖的人。

传奇般的终身伴侣

萨特的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萨特的伴侣是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她是 20 世纪 70 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者，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就是她的作品。

萨特和波伏娃在上大学时相识，彼此志趣相投，很快就陷入了恋情。但他们都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不必受到习俗制度的约束，于是签订了一个奇特的爱情契约，作为彼此的伴侣，但永不结婚。他们的爱情是开放的，不排除与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但彼此坦诚，不会隐瞒。而且这个契约的有效期只有两年，每过两年双方就要确认一次是否还继续这段伴侣关系。

这听上去非常不靠谱，对吧？但结果是，这个契约足足延续了 51 年，从萨特 24 岁直到 75 岁去世，两人真正做到了相伴一生。这 51 年中并不都是甜蜜浪漫的故事。萨特有过许多情人，有一次还差点和别人结婚。波伏娃也有过好几位情人，曾经写过一本小说献给其中一位，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法国的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

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一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束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去哽显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

波伏娃并不是萨特的附庸，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没有与萨特过同居厮守的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寓，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空间。但令人寻味的是，在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去世了。她选择与萨特合葬在一起，彼此永不分离。

公共知识分子

刚才说的还只是私人生活，主要体现了萨特在面对自我的时候，坚持自由选择的态度。他在公共领域中，更加显示出“积极行动”的一面。

萨特不仅是哲学家和作家，还是一位社会政治活动家，甚至被哲学家福柯称为“法国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萨特是二战之后法国左翼知识界的领袖，创办了颇有影响力的《现代》杂志，还担任过法国第三大报《解放报》的主编。他甚至还和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一起组织了一个国际法庭，来调查和审判美国的战争罪行，被称为“罗素法庭”或“罗素-萨特法庭”。

当时正是越南战争期间，萨特本人反对美国的这场军事行动，于是在 1967 年，他和罗素等人组织了这个国际战争罪法庭，要对越南战争中美国的所作所为做出调查和审判。他们引用了纽伦堡审判中首席检察官罗伯逊法官的一句话：“如果某些暴行是罪恶的，无论暴行的实施者是美国还是德国，它们都是罪恶的。”

也就是说，这个法庭是想要继承纽伦堡审判的精神。但不同的是，纽伦堡审判背后是二战盟军的力量，具有强制力。而这个法庭是由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公共活动家发起的，所以他们很明确地提出“本庭没有强加制裁于他人的权力”，但不受制裁不等于无罪，法庭要做的就是完成调查和审判。这是一次西方知识分子介入国际事务的著名事件。

紧接着的 1968 年，法国又发生了史称“五月风暴”的抗议活动。萨特和波伏娃发表声明支持这场运动，并且走上街头散发传单，直接参与抗议活动，结果被警察逮捕了。但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迅速介入干预，要求警方放人。戴高乐说，“我们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吗？不能，所以赶快把萨特放了吧”。你看，萨特当时在法国的影响力，甚至足以与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相比。

萨特在政治上倾向左翼，常常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他支持过苏联，还曾经受邀到中国参加 1955 年的国庆观礼活动。

但萨特的政治立场其实有些复杂，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论如何，政治立场都为他带来了很多争议，甚至导致他与一些亲密的朋友疏远乃至绝交。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西西弗斯神话》的作者加缪，曾经就和萨特是好友，但后来两人决裂了。萨特说，“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因素很多，让我们分开的因素很少，但是那样的很少也已经是太多了”。还有一位是法国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曾经是萨特的密友，最早鼓励萨特去德国学习哲学。他和萨特也因为政治分歧而疏远。这方面推荐你读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又有深度，是思想史家托尼·朱特写的《责任的重负》。

1980 年 4 月 15 日，萨特去世了。在巴黎，数万人走上街头为萨特送行，这是在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之后，法国出现的最隆重的送葬场面。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但他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的，因为萨特说过，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

几年前我到巴黎访问，专程去寻访了安葬萨特的蒙帕那斯公墓。站在萨特和波伏娃合葬的墓地前，我回想他们一生的故事，忽然明白，他们不只是写下了存在主义，而且一生都在实践存在主义。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自由选择，积极行动。不过你知道吗，这两个信念的起点却是“虚无”。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本质上就是一片虚无。为什么他这么说？他又是如何从虚无推理出了“自由”和“行动”呢？

思考题

我很好奇，你会怎么看待萨特和波伏娃之间那个奇特的“爱情契约”呢？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理由又是什么呢？

补充讲解 4

（相关篇目 13 弗洛伊德 I：为什么说他宣告了“理性人”的死亡）

在这部分补充讲解，我们来谈谈弗洛伊德与尼采的关系。虽然他们并不直接认识，但学术界有不少研究发现，弗洛伊德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受到了尼采的启发，只是他在表达的时候使用了不同的术语和概念。

比如，弗洛伊德对于人的“本能”的看法，在相当大程度上受惠于尼采关于“酒神”以及强力意志的概念。弗洛伊德对“压抑”的看法，也可能受到尼采阐述的“怨恨”等概念的启示。可以说，尼采在思想方面是弗洛伊德的先驱。

弗洛伊德一开始对于承认自己受到尼采的影响表现得相当勉强。他在 1908 年的时候曾说自己没有读过尼采的著作，但后来有研究者认为这不属实。到晚年，他更坦诚地引用尼采，也坦言尼采对自己的影响。感兴趣的学友可以到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一书中发掘线索。

除了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他们之间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那就是奇女子莎乐美。

莎乐美出生在俄国的贵族家庭，后来她到德国生活。她天资聪慧、博学而美丽，结交了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莎乐美在 20 岁的时候认识了尼采。

尼采第一次见到她就惊为天人。在和莎乐美直接交往的一两年当中，尼采曾两次向她求婚，却都被莎乐美拒绝了，据说这对尼采造成很大的打击。但是，二人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莎乐美曾在信中对尼采说，“我无法拯救自己，假如你获取了我，除了摧毁你还能做什么呢？”

莎乐美有太过纷乱迷离的感情经历，期待自我拯救，也格外需要澄清自己的内心。很自然地，她被精神分析学说吸引了。

在 1911 年的一次会议上，50 岁的莎乐美终于遇到了她仰慕已久的弗洛伊德。那时候她特别渴望通过学习精神分析学来理解自己的生活。第二年，她专程拜访弗洛伊德，恳求拜他为师，终于成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助手。她出版过一本研究弗洛伊德的专著；在她生命最后的 25 年中，莎乐美和弗洛伊德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把他视为兄长和老师。

让尼采深深迷恋的莎乐美，为什么会仰慕弗洛伊德？我想，她肯定比别人更早明白，弗洛伊德没有达到尼采的思想原创性。但是，弗洛伊德的学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特征，这是尼采所缺乏的（或者说不屑一顾的）。虽然尼采也宣称自己是“心理学家”，但他那种玄妙的“心理学”似乎太过诗意了。

我猜测，渴望“自我拯救”的莎乐美希望拜弗洛伊德为师，就是被他貌似冷峻的科学魅力吸引。莎乐美经历了那么多年感性、诗意、戏剧性的人生，也许，她最终难以抗拒精神分析学的科学面貌带来的思想魅力，期望以科学来安抚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