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小节开始，我们的视野从个人扩展到社会和历史，关注思想家对 20 世纪重大历史现象的思考。第一位出场的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他在 2017 年去世。

你可能听说过鲍曼最有名的一本书《现代性与大屠杀》，考察分析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这本书在 1989 年才出版，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半个世纪，相关研究不计其数。它又有什么非凡的创见呢？

简单来说，鲍曼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两种流行的解释

对于纳粹大屠杀，普遍流行的看法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视其为反文明、反人类的野蛮暴行。可是，这是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的事件，欧洲的现代文明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文明世界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野蛮现象呢？最方便的解释就是把它看作一种反常的偶然现象。

对于如何理解大屠杀，思想界有两种理论最流行。简单地说，德国出现了一群丧心病狂的变态疯子，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这样就能把灾难例外化，看作是一场意外的事故。第二种流行的解释可以叫作“仇恨论”，认为大屠杀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有一种特殊而深重的仇恨。

无论是“变态论”还是“仇恨论”，都是把大屠杀解释为一个特殊的、偶然的事件，在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就不必为此特别焦虑。这种解释很容易理解，在心理上也容易接受：变态的是纳粹，遭殃的是犹太人，虽然很让人痛心，但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关系，和正常社会也离得很远。这样就能抚平巨大的伤痛，好让生活继续前行。可是，真是如此吗？

鲍曼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只是给出了一个表面说得通的回答，把问题打发过去了，细究起来，两种解释都站不住脚。

首先，像德国这样出过康德、贝多芬和歌德等文化巨人的国家，怎么就突然会出现一群邪恶变态的疯子呢，难道所有人都变态发疯了吗？因为从史料上看，参与大屠杀的不只是纳粹党徒，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正常人。即使是纳粹军官，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们对妻子、对孩子，以及对狗，也表现出爱心和同情心。他们甚至有高雅的艺术品位，喜欢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喜欢歌德的文学作品。在私人生活中，他们也只是普通人，并不是杀人狂。鲍曼认为，“变态论”是说不通的。

那么仇恨论对不对呢？在鲍曼看来，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并不足以解释发生在 20 世纪德国的这场大屠杀。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现象由来已久，和其它国家比起来，德国对犹太人甚至相对来说还是友善的。1871 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犹太人就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到 20 世纪，很多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都开始把德国看作是自己的祖国。说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深仇大恨，也是说不过去的。

鲍曼认为，这两种解释的问题都是把大屠杀看作现代文明的反常例外，逃避了最需要反思的深刻问题，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实际上，正是现代性内部的一些本质要素，才使得大屠杀成为现实。而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理性和理性化。

现代性与大屠杀

你会不会觉得这种看法有点不可思议？大屠杀这么漠视生命、这么野蛮，怎么会和理性深刻关联呢？但鲍曼清晰地展示出大屠杀的非理性与极端理性、极度野蛮和高度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我们在前面讲韦伯思想的时候详细讨论过官僚制，它指的是现代社会那种精密规划、层级运作的组织机制。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大屠杀发生的场景，就像一个工业流水线。在集中营里，人人都只是照章办事、分工合作。有人负责给犹太人分类归档，有的人负责任务排期，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分批送进毒气室，有的人负责后勤。这里就像一个井井有条的工厂，只不过工厂的“原料”就是活生生的犹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死亡。整个过程中，没有哪一个人是杀人狂，每个人都只是承担自己手头的一份工作，完成流程中一个微小的步骤。

于是，没有谁觉得自己要为全局负责。每个参与者面前只是一个待完成的流程，可能是一份排期表，可能是十趟运送任务，送完一趟打一个钩。大屠杀就这样被拆分成了流水线操作和例行公事。在这种流程中，人很容易丧失面对鲜活生命时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结果就是，每一个步骤组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屠杀，而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张表”。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也可能成为屠杀的实施者。

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

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鲍曼用了一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别上的一个附加物。这种黏性特征使犹太人成为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

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应该怎么办呢？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

这还不是全部。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现在回头来看大屠杀这件事，会发现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当时一共有 600 万犹太人被屠杀，600 万人啊，为什么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在战争情况下，特别是在与苏联交战之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并不容易。实际上，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

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

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从实践到理念，再到历史中的疑点，在鲍曼完整而清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屠杀不是历史上野蛮状态的重现，也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内在地蕴藏于现代理性之中。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

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就好比汽车比马车动力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会导致过去难以想象的严重车祸，但并不意味着每一辆汽车必然发生重大车祸。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和警惕灾难发生的可能。20 世纪的思想反思的努力，就是为现代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配备更好的安全装置。

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思考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要做到像鲍曼所说的“保持道德感”，一个有力的方式是重视和发展自己的共情能力。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呢？关于如何“保持道德感”，你有其它的想法吗？

补充讲解 7

（相关篇目 17 萨特 III：为什么自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听到“他人就是地狱”的说法之后，我们会思考：主体之间的合作、尊重和友爱是可能的吗？

对此，萨特认为是不可能的（而我相信是可能的）。在萨特看来，面对陌生人的注视，你和他会为“争夺主体性”而斗争，你会反抗自己沦为一个对象、一个“自在”之物。彼此之间只有永恒的斗争。

实践主体性的“自为”存在，也可能瞬间变成一个客体。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男子正在偷窥一位女生（这个女生正被他对象化，变成一个物）。但他突然发现背后有人经过，目睹了他的偷窥，顿时羞愧万分。因为，此刻他从注视的主体瞬间沦为一个被注视的客体。

个人的主体性必须以他人的对象化为代价吗？有没有可能形成“我们”的共同主体性呢？在 600 多页的《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只在 10 页左右的篇幅里，探讨了形成“我们”的可能性，但那是一种消极的“我们”。

比如，你和同伴一起走在街上，对面过来一个人，注视了你们俩，同时把你们俩都当作客体。这时候你们就会形成一个“我们的”意识，它是共同作为对象化的集体意识，萨特称之为“同他的存在”。萨特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是如此，起源于这种共同受压迫的消极体验。

萨特说，我们会渴望一种理想，就是同时拥有“人的自由”和“人的对象性”。但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幻想。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把自己摆平”，无法既承认别人的自由、也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自由。彼此尊重自由是不可能的。而宽容呢？其实对别人宽容就是“把别人强行抛入一个被宽容的位置”，这也是一种对象化，在原则上不容许他们自由选择。

的确，萨特揭示了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体验，但这类消极体验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相信，我们确实有共同的积极体验，伴侣、友人以及团队，这一切并不只是表象，也不都是过眼云烟。这些经验是让我们感受“人间值得”的源泉之一。而这些积极的共同体验，也有哲学家来做理论阐释，称之为“主体间性”。在论述“主体间性”的思想家当中，最有名的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

萨特的思想具有一种“深刻的片面”，我们不要因为他的深刻而陷入一种极端的片面；但也不必因为他的片面而忽视了他的深刻洞见。学习而成为自觉，就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