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节提到，韦伯的第一个重要命题“祛魅”，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有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过去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宇宙的整体秩序。现代的科学理性驱散了这种神秘气氛：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理性去认识世界。科学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

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也是韦伯的第二个重要命题：“诸神之争”。注意，这里的“诸神”并不是指多种神灵，而是指人们各自信奉的价值观。诸神之争就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现在信奉某种价值观，有一点像古人信奉神；观念的冲突，就像是神灵之间的战争。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刚说，科学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如果说有一场观念战争，那么科学理性不是已经获胜了吗？

没这么简单。这是一场终极价值的战争，科学理性并没有获胜。用学术语言来说，科学理性发挥自己的作用有一个范围；科学理性发挥自己的力量，是在事实判断的领域。“诸神之争”的战场在这个领域之外。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所谓事实判断，就是你做的判断是在描述一个事实。比方说，“清华大学在北京”。这就是一个事实判断，清楚明白，只要到清华大学看一眼就能验证。事实判断回答的是这样一类问题：一个事物“实际上”是什么。

但生活中，我们还会做出另一种判断。要是我说，“清华大学应该搬到上海”，这就不是在说“实际”了，而是在说“应当”怎么样。这叫作“价值判断”。在这种说法里，隐含着一种价值高低的取向。说“应当搬到上海”，其实是在说“在上海会更好”。当然，大部分北京人是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

价值判断的问题就在这里。对事实判断，我们很容易达成一致，客观现实摆在那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价值判断不一样，我说上海更好，你说北京更好，我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很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在逻辑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存在一个鸿沟：它们的判断标准不一样。

事实判断，有一套客观标准去检测它。梨子甜不甜，吃一口就知道；清华大学在哪里：去一次就知道。在这个领域，科学理性是无敌的高手。现代科学发展了几百年，有一套成熟的事实检测手段，你可以借由科学仪器、实验、学术审核机制等等来检测。只要是说事实，就可以回到现实去检验。比如“黑洞”，最初是物理学家提出的一个理论预测。但它是在预测一个物理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给 5500 万光年外的黑洞拍照片、测量各种数据。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事实问题总能搞清楚。在事实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

价值判断就不一样了。价值判断是要分辨好坏对错、高低优劣。这也需要一套标准。在古代，我们相信世界有一个统一秩序，即使这个秩序一般人说不明白，但是我们共同信奉着一个能够被找到的基本观念一就是说，终极答案是存在的。然而，在世界“祛魅”之后，我们知道了物质世界就是物质世界，没有什么神秘的终极答案。

现在我们做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这套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国籍、文化、性别，甚至职业、家境、爱好，等等，都会影响到个人的价值标准。比如说，你家有一只养了十几年的宠物，不管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原因养的，到现在，你和完全不养宠物的人相比，在动物保护的问题上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倾向。在价值领域，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

发现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逻辑裂痕，并不是韦伯的原创，而是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贡献。但韦伯援用休谟的这个洞见，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理性的局限性，阐述了这种局限造成的困境。韦伯告诉我们，科学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就能确立道德伦理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也就能鉴别美与丑。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善美是三种不同的人类理想，面对不同的问题，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

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完全可以依靠科学研究来获得客观的判断标准。而善与美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科学对此很难有所作为。而且善和美之间也没有统一性。韦伯说过，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韦伯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恶的东西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所谓“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

事实判断有确定性，是因为它有章可循，这个“章”就是公认的判断标准一客观世界。而价值判断相对来说无章可循，或者说没有一个公认的“章”，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唯一的答案没有了，留给我们的是无数个不确定的选项。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困境。

价值多元的困境

平时说起“多元化”，一般是正面赞赏：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举个例子，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你不信教，可能会很危险；但现在你能够自由选择相信或是不信。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为什么说价值多元化又是一种“困境”呢？这是因为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

先说个人。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 A，也可以相信 B，但没人能说，A 或者 B 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仍然信奉宗教，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有人执着于奋斗进取和成功，有人相信及时行乐、沉湎于各种感官享受……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

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提供不了任何答案”。这造成了一种“价值真空”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么是人云亦云的，要么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

这是个人精神层面的问题。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

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政治辩论中有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堕胎的合法化。有人依据宗教信条，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怀孕女性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理当由自己支配，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你看，这两种观点背后都有它的道德依据，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冲突很难用理性化解，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说，哪个道德依据一定“更正确”。

在更基础的政治问题上，价值冲突也不会缺席。比如，是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呢？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保障秩序；如果是后者，政府的权力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美国政坛，这个话题争吵了几百年，目前看，不仅没有“真理越辩越明”，反而是政治分裂和派系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歧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

但在这里我要留一个小伏笔。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像韦伯说得那么绝对？半个世纪之后，一位同样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之后会具体讲到他的思想。

现在还是回到韦伯，回到诸神之争。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

韦伯说：“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现代人虽然拥有很大的自由，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理想和政治立场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也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或者采取所谓“决断论”的方式，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抉择。这是现代性困境的重要标志。

理解了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想，面对自己和身边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而不是急躁和焦虑，不是简单地指责别人不可理喻。对话与沟通总是有益的，但也总有无法沟通的时刻、无法化解的分歧。韦伯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坦然面对这种困境，与此共存，这也是智性成熟的标志。

思考题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价值观冲突的问题？对于这种问题，你是怎么看待、怎么处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