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曾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它不是用恐怖的手段来控制大众，而是用无尽的消费和享受来贿赂大众，让人们陷入“舒舒服服的不自由”之中，难以察觉社会对自己的控制，也就无从反抗。

但马尔库塞表示，必须反抗，必须改变现状。可是，如果生活很舒适，而且很多人自己也很满意这种生活，为什么不能接受它呢？换句话说，造反真的有必要吗？

这个问题直指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核心，他对此给出了深刻而犀利的回答。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世界之所以会爆发那么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与这些回答不无关系。这一节我们就来看看，马尔库塞呼吁的“造反”，必要性究竟何在？

普遍的异化

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呼吁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呢？就算我们承认，资本主义贿赂了人民大众，用满足消费欲望收买了普通人，让人们服从于社会的控制之下，那又怎么样呢？

有人会质疑就算这是贿赂，只要人们心甘情愿，愿意接受这种贿赂，这就不过是一桩你情我愿的交易罢了，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对此，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因为这桩交易根本不公平，简直就是欺诈！富裕的生活和舒适的享受本身并没有错，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作为“人”的身份。接受这桩交易，我们就被“物化”，或者说几乎沦为了动物，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这个回答听上去铿锵有力，但我猜也许你心里还会犯嘀咕：人的身份是什么，物化又是什么？这里，我就需要你有一点耐心，让我为你讲解马尔库塞思想的脉络和背景，这样你才会明白他究竟在说什么，然后再去判断他的说法有没有道理。

在马尔库塞流亡到美国之前，他参与创立了一个学术流派——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影响十分深远，后来成了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

我们中国人大多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我们从小学习的理论又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特别重视所谓“青年马克思”的思想。

这背后有一个故事。1843 年，马克思流亡到了巴黎。第二年，他在巴黎认识了恩格斯，同时也开始撰写一些论述经济学和哲学的文章笔记，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这些手稿被雪藏了 80 多年，直到 1927 年才被苏联专家发现，在 1932 年编撰成书出版，书名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份手稿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才 26 岁，所以被称为青年马克思。在这份手稿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的“异化”。

“异化”原本是黑格尔的一个哲学概念。你可能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很大。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这个词指的是主体在自身的发展中，分裂出了一个反对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

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结果是什么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么的振聋发聩！

我自己读这部手稿的时候，刚好也是 26 岁，青年马克思就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如此的雄辩，让我由衷地钦佩。而且这也激发了我思考，在马克思之后，现代世界又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和进步，可我们真的克服了“劳动异化”的问题吗？即使是在今天，又有多少人是把劳动看作自己的第一需要呢？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周末、讨厌周一？为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被看成是“最好的”工作？

我想，只要人的异化仍然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马克思就仍然是我们的同代人。

“单面人”

插播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现在可以回到马尔库塞了。实际上，马尔库塞就是最早关注和研究青年马克思这份手稿的少数西方学者之一。他在手稿出版的第二年发表了长篇评论，给予其高度的赞赏。他说这份手稿的发现，是马克思研究历史中的划时代事件。

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份手稿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的理想，就是要克服人的异化，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

理解了异化问题，理解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解读，你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尔库塞会断然拒绝那种贿赂大众的交易。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了。在现代，普通工人也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享受消费的快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

这就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比如，一位白领女性，经常加班熬夜伤害了皮肤，所以需要购买护肤品。优质的护肤品很昂贵，所以她要追求升职加薪。这就要加更多的班，熬更多的夜，皮肤受到的伤害就更严重，于是就需要更优质、也更昂贵的护肤品和护理服务……你看，在这个循环中每一个环节的决定，这位女性都感到是自由自愿做出的选择，但是最终却陷入了一种受到支配的奴役处境，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自由的奴役”。

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一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一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

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

变革的必要性

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他认为，如果社会的进步只是变得富裕或者只是财产的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解放”这一承诺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弃。

因此，马尔库塞呼吁真正的社会变革，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去争取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全面自由。而这场变革在理论上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揭示资本主义这场贿赂的真面目，论证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欺诈交易。

马尔库塞的批判深刻而犀利，有很强的感召力。但我们也看到，半个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产生本质性的变化。即使大家承认变革是必要的，但如果大多数人仍然愿意接受这场欺诈，愿意付出自由来换得享受，那呼吁又有什么用呢？换句话说，马尔库塞期望的那种实质性变革，真的有可能发生、有可能成功吗？

思考题

你觉得马尔库塞关于变革“必要性”的论述，能够吸引你或者说服你吗？你怎么看待他说的“必须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这个观点呢？

补充讲解 9

（相关篇目 28 伯林 III：你想要的是哪种“自由”）

伯林关于“两种自由”的概念其实相当复杂。在正文以外，我还想做以下两点补充。

未被扭曲的积极自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能借助反思自觉地认识到一个更好的生活目标，并努力去实现（比如，健康生活，勤奋求知，工作进取，当志愿者，做社会公益，等等）。

那么，其他任何人能够“干涉”你的积极自由吗？他当然可以帮助你：鼓励、启发、劝导、告诫和批评，都可以。但是，这个好的目标最终还是需要你自己明确意识到、自己真正相信、自觉去努力才行。

无论如何，他人不能把你当“小孩子”来命令你，更不能实施强制，否则就走向了积极自由的扭曲形态。所以，要特别警惕那种“我比你更明白你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话术。

比如，“你以为你不爱我，但其实你在内心深处有一个‘真正的你’，是爱我的，只是你还不敢承认，只是因为藏得太深，你自己都还役有察觉。所以和我在一起吧，这其实就是实现了你自己最深的愿望啊”。

对此，你可以有三种回答：

• 彪悍版：“滚！”
• 温柔版：“那就等我自己察觉了再说，好吗？”
• 学术版：“对不起，我已经学习了‘两种自由’，伯林认为，……（最好讲一个小时，后面提供论文链接援助）。”

消极自由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但伯林对“障碍”做了四项限定（也就是说，某种因素必须满足这些特别的限定，才称得上是“对消极自由构成了障碍”），它们分别是：外部性限定；人为性限定；机会限定；重要性限定。

对它们稍作解释的话：障碍必须是人所面对的外部障碍，而非其内心的障碍；障碍必须是人为（有意或无意）造成的，而不是自然或偶然存在的；障碍不必是对人的实际行动构成了实际的阻碍，只要剥夺或限制了人的行动可能或机会，就构成了障碍；被剥夺或严重限制的那些机会或可能性应当是重要的，不仅对个人的特定偏好而言，在其所处的文化或社会环境中也被视为是重要的。

从这四项限定来看，许多让人感到“不自由”的状态，与伯林所界定的消极自由无关。

比如，我想要戒酒但缺乏坚定的意志力；我向往纯洁的宗教生活，但我沉湎于声色犬马的诱惑，于是处在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之中；我想要独立行走，但我身体有残疾；我想要成为钢琴家，但我缺乏特殊的音乐才能……这些障碍都阻碍了我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没有满足“外部性限定”，从而与（消极）自由无关。

再比如，我要出门散步，但正好遇到大暴雨；或者我想要和恋人随时相聚，但我们身处两地远隔千山万水；我想要周游世界，但却没有足够的财富……这些障碍虽然是外部的，但不是他人“人为”制造的结果，因此也与（消极）自由无关。

当然，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会妨碍我们追求美好的生活，或对我们造成严重的挫折，我们甚至会在日常语言中用“不自由”来形容这些挫折的处境。伯林从未否认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真实性，但除非这些障碍是外在的和人为造成的，否则在他看来就都不是与自由，尤其不是与政治自由相关的问题。

伯林对（消极）自由概念附加了各种限定，这显示了他在哲学上格外敏感于概念的特定性。他相信唯其如此，理论才有助于澄清和把握经验世界。人类生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挫折，但将所有这些不可欲的挫折状态都视为“不自由”或“缺乏自由”，则会在概念上导致笼统化的混乱。这既无益于我们理解何为自由，也无法帮助我们克服这些挫折。

缺乏自由只是各种各样不可欲状态中的一种，它并不是唯一的（有时也不是最重要的）挫折。而只有当我们澄清了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的特定含义，我们才可能理解争取自由意味着什么，也才能更有效地追求自由。

对于学有余力的学友，还可以阅读我的一篇研究论文《自由及其滥用：伯林自由论述的再考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修改后的版本收入了周濂主编的《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