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论”之后，我们将转向福山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理论，那就是与“历史终结论”针锋相对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出生于 1927 年，他天资聪慧，16 岁就考入了耶鲁大学，18 岁提前毕业。在美国陆军短期服役之后，他相继到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不到 24 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从 1950 年开始，他一直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直到 2007 年退休。第二年，亨廷顿就去世了。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亨廷顿一共发表了 17 部著作，在学术界声誉最高的是 1968 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而在公共领域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 1996 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2001 年 9 月 11 日上午，亨廷顿登上了从波士顿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而就在同一天，另一架从波士顿起飞的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了。亨廷顿安全着陆后才知道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他惊魂未定，就有记者到处找他。为什么呢？

八年前，亨廷顿曾因提出“文明冲突论”受到许多严厉的抨击。但“9·11”事件发生之后，亨廷顿立即被视为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家，受到众人瞩目。

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问他，“现在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得到了证明？亨廷顿断然回答，“不，我感到愤怒和惊恐！恐怖分子并不代表伊斯兰文明，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文明的冲突”。但他补充说，这有可能导致一场真正的文明冲突。

从此以后，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争端和冲突，只要和文化差异有关，亨廷顿的名字就会“上热搜”。无论是讨论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还是分析欧洲的反移民浪潮，甚至是中美贸易摩擦，都会有人引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的理论好像成了万能膏药，随时可以拿来涂抹。

那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究竟说了什么？是否令人信服？这就是下文要探讨的问题。

当代世界的认知地图

“文明冲突论”，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一张地图和一个警告。亨廷顿先画了一张新的世界地图，叫作世界“文明圈”地图，然后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诫西方注意防守，避免扩张，不要去推广那些普遍性的价值。

先来讨论亨廷顿的这张地图。通用的七大洲五大洋的世界地图，你很熟悉了；但如果要理解世界政治格局，你还需要另一种认知地图。在冷战年代，这张认知地图比较清晰，按照对立的两种意识形态划分为美苏两大阵营。在这张地图中，你会看到谁和谁是朋友，谁和谁是对手。但冷战结束之后，旧地图不管用了，新地图该怎么画呢？

亨廷顿说，可以有许多画法。比如，用经济贫富概念，把世界分成南北两大块。或者用东西文化概念，分成东西两大半球，但他觉得这个地图线条太粗了。当然也可以用国家划界，但世界就变成 200 多个板块，这个地图似乎又太细了。在亨廷顿看来，最好的画法，就是用“文明”作为分界单位，把世界划分为七八个板块，把不同的国家置于文明这个概念框架之中。这有利于我们来理解世界的格局，不会太粗而变得笼统，也不会太细而变得一堆乱麻。

亨廷顿将世界划分为七个主要“文明圈”：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有非洲，它有可能成为第八个文明。

每个文明圈像是个同心圆，其中可能会有一个核心国家。比如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国，西方文明的核心是美国。但有的文明圈还没有核心国家，比如伊斯兰文明和非洲文明都没有。而日本文明呢？就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所以这张地图其实也有点模糊。而且，“文明”这个概念，主要是依据宗教、语言、文化传统和习俗界定的，本身也有很多弹性和含混之处。

但亨廷顿认为，选择“文明”作为分界单位，不只是因为它大小合适，还因为文明重要。他相信，文化价值和宗教具有持久性，是影响国家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

理解文明的冲突

那么，依据这张“文明”板块划界的地图，我们如何来看待世界秩序呢？

首先，亨廷顿怀疑“西方文明优越论”。在他看来，所有的文明都更重视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我的文明好，你觉得你的文明好，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

其次，亨廷顿认为文明很难改变。他当然知道世界不是静止的，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科学技术会普遍化，甚至经济方式也可能变得相似。但是，他不同意福山的最后一个推论——经济发展会导致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趋同。亨廷顿坚持主张，一个文明的核心价值几乎是不可改变的。比如，西方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等价值，都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并不是普遍性的价值。你要是认为这些东西人人都喜欢，要推广到其它文明并改变其核心价值，就会激起人们的反感和抵抗。

再次，他认为当今世界西方文明在相对的衰落，美国不再可能成为全球的霸主，虽然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仍然重要，但中华文明圈的力量随着经济发展正在增长。所以，西方再也不可能让其它文明“西方化”，必须放弃这种幻想。

亨廷顿强调，要承认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他称之为“文明的断层线” (the cultural foilt lines)。冲突的危险就蕴藏在断层线之间，文明的差异不可能消除，所以冲突的危险也持久存在。

那么，我们还有可能建立世界秩序吗？亨廷顿那部名著的标题，后半句就是“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要重建世界秩序，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国家来主导“圈内秩序”。然后在文明圈之间，展开平等对话协商、彼此妥协让步，以此控制冲突，防止冲突激化走向战争。也就是说，冲突不可避免，但不能让势态升级。

总的来说，亨廷顿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文明差异不可消除，冲突不可根除，只能管控；世界秩序只能建立在多种文明共存的基础之上。

批评与争议

读到这里，你觉得“文明冲突论”令人信服吗？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吗？让我们来看看它遭受到了哪些批评。

有一种批评指出，人类冲突的原因有多种，宗教以及文化的差别可能是其中一种原因，但未必最为重要。“文明冲突论”首先就解释不了冷战，冷战对抗的两大阵营并不是按“文明的断层线”展开，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划界。虽然亨廷顿针对的是后冷战时代的问题，但他理论的依据是更大尺度的人类历史。

还有一种批评指出，文明圈内部也会发生冲突，而且常常比文明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比如，历史上基督教文明内部就有过血腥的宗教战争，而伊斯兰文明内部也发生过“两伊战争”，还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长期争斗。如果说文化和宗教的隔阂是冲突的最重要因素，那如何解释同属一种文化的人们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冲突，甚至比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呢？

另外，亨廷顿相信文明的核心价值基本上不可改变，但你可以找到不少反驳的例子，而最有力的颠覆恰恰来自亨廷顿自己。2004 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我们是谁？》，其中阐述了他心目中的美国文化核心，主要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习俗，等等。但他在书中表示担忧，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使美国出现了文化的分裂，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

那问题来了，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美国都有可能丧失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那么文明怎么可能是牢固不变的呢？比如，韩国被亨廷顿划入儒家文明圈，但韩国的基督教徒不断增多，已经占据了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不也是文明发生变化的例证吗？

在我看来，因为文化会相互接触，所以也会互相影响和改变。

这里可以给你讲个故事，它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当时印度的一些地区有“殉夫陪葬”的传统风俗，叫“萨蒂” (Sati)：丈夫去世了，寡妇要作为陪葬，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一起被焚烧。19 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想要废除“萨蒂”这个风俗，却遭到当地部落首领的反对，他们理由是：“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不可改变。”

当时，担任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官的是纳皮尔爵士，他回答说：那好吧，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但我们英国人也有一个风俗：如果有男人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我们就会把他挂到绞刑架上绞死。你们就先遵循你们的风俗吧，然后再来让我按照我们的风俗行事。

显然，纳皮尔爵士的回答在表面上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他是借助殖民者的权力强制，让英国的“风俗”凌驾于印度的“风俗”之上。

但我们还可以多想一想，问一向：“殉夫陪葬”所体现的价值是正确的吗？因为这是“当地传统”，就不可以评判它的是非对错吗？当部落首领声称“这是我们的风俗”时，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妇是不是也能算在“我们”之内？她们是不是在地方强权的胁迫下不容分说地“被代表了”呢？

后来的故事你可能也知道，印度最终获得了独立。但“殉夫陪葬”的风俗恢复了吗？当然没有，它早已被废除了。在今天印度的法律中，还有专门的条款明确禁止“殉夫陪葬”。

那么，文化真的不可改变吗？

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顿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两位理论家，到底谁更有道理呢？如果转向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也有些文化价值如此根深蒂固，在特定的时间内很难改变。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

但很可能，世界的真相是在两者之间。

思考题

你觉得文化传统是可以改变的吗？你能想到哪些文化被改变或者保持不变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