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最后一节，出场的人物是德国的大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他有两个众所周知的特点。

第一，哈贝马斯非常有名。他可能是当代西方最为著名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德沃金曾说过，“哈贝马斯很有名这件事本身，也已经非常有名”。

哈贝马斯常常被看作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但实际上，他已经超出了这个学派的框架，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学说捍卫和发展了启蒙理性传统，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第二，哈贝马斯的理论特别难懂。有一次，哈贝马斯在歌德大学演讲，途中被一位同学打断。同学表示，您老的理论实在太深奥了，能不能讲得通俗点？这个要求获得了一半观众的鼓掌赞同。哈贝马斯马上说，好吧，我会尽量讲得通俗简单。但这番话却引来了另外一半观众的嘘声，他们显然不愿这场演讲为了“通俗易懂”而损失理论的深度。哈贝马斯赶忙安慰他们说，“你们别担心，我虽然愿意讲得通俗，但其实我肯定是做不到的”。

这一节，让我们来尝试一件哈贝马斯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通过阅读不足 5000 字的内容，“拿下”哈贝马一位当今世界上最有名、最难懂的理论大师！这样一来，我也有可能作为文科教师中最大胆妄为的冒险家而被载入史册。

哈贝马斯研究非常广泛，今天我只讲其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叫作“韦伯难题”。哈贝马斯挑战了这个难题，也获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

韦伯难题

那么，什么是韦伯难题？我们先简单回忆一下前面讲过的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世界祛魅了，现代社会越来越理性化了，但理性本身却分裂了，分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很好懂，就是把理性计算作为工具，去实现给定的目标。工具好用不好用，是一个事实判断，很容易达成共识。所以，工具理性能够大行其道：建立普遍通用的规则与统一标准，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经济生产和官僚管理系统等领域。工具理性大大提升了现代化的速度、规模和效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相比之下，价值理性却严重衰落了。因为事实判断有统一标准，而价值判断则各有各的尺度。在祛魅之后的现代社会，人们失去了古代人信奉的自然、天道和上帝等客观标准。在价值问题上，大家很难达成共识。

你要“诗和远方”，他要功成名就；你要个人自由，他要集体温暖。现代社会在人生理想、道德规范和政治生活这些涉及价值判断的领域，陷入了相互争执的多元主义，韦伯把这个局面叫作“诸神之争”。

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理性主义的雄心抱负只实现了一半一韦伯看出了这个问题，但他找不出解决办法。只好说，让我们接受工具理性的巨大成就，同时承受价值理性衰败的后果。他告诉我们，这就是现代性让人悲喜交加的命运，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看清世界，放弃幻想，然后从容面对。

在韦伯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他的德国同胞哈贝马斯出场了。

哈贝马斯心有不甘。他认为，在人生信仰和生活理想方面，百花齐放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多样性瓦解了公共生活的客观性原则，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共同规范，那会怎么样呢？

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

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么？就是迫不得已的让步。

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么？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

这样下去，就会威胁到社会的正义和人的尊严。难道我们只能指望这样的公共生活吗？

哈贝马斯决心挑战韦伯难题。他相信，理性的潜力并没有被耗尽，启蒙的理想还可能再往前推进一步。20 世纪 80 年代，哈贝马斯发表了两卷本的巨著《交往行动理论》，英译本长达 970 页，其中韦伯的名字出现了两三百次。他当然知道韦伯问题的深度和难度，但最终，哈贝马斯出色地回应了这个挑战，也获得了堪称伟大的思想成就。

在人间：主体间的交往行动

韦伯难题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公共生活的规范性原则失去了共同依据：你不再可能诉诸高于人类的神秘存在，因为世界已经祛魅；你也无法依靠人本身，因为每个人各有主观的判断标准。

不能靠天，也不能靠人，那么希望在哪里？哈贝马斯说，这个希望不在天，也不在人，而是“在人间”！

我只用了三个字为你概括了哈贝马斯的回答，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简洁的概括。记住这三个字，你“拿下”哈贝马斯的任务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起点。接下来，我就把这三个字的意思解释给你听。

公共生活的规范性原则为什么难以确立？就是因为许多时候人与人的想法无法达成一致，甚至不可调和。但哈贝马斯没止步于此，他继续追问：那为什么不可调和呢？因为人是主体，每个人都“主体性”，如果只讲人的主体性，就难免会变得主观。

但是，在现实生活真是如此吗？我们都是靠自己的主体性面对世界的吗？

哈贝马斯发现，人不只是一个主体；我们生活在人间，通过和他人交往，继而展开社会生活。

你说，我今天要开会。这何止是你自己的想法？这是多少人和人的合作，才让你冒出来今天要开个会的念头啊。你今天中午点什么外卖，也是参考了外卖 App 给你的推送、销售的排名等因素，才做的决定啊。这些决定不都是产生在人与人之间吗？

如果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那么主体与主体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关系，哈贝马斯称之为“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拗口，不太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所以我用了“在人间”这三个中文字来概括。这三个字不只是简单，而且意味深长。中文的“在人间”是指人们生活的社会，但同时也暗示了人类生活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

为什么生活“在人间”，就会形成哈贝马斯说的“主体间性”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说话。我们无论做什么，劳动工作，娱乐游戏，亲密恋爱……所有这些活动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彼此之间说话交谈，可以用有声语言、文字、手语、符号以及身体语言等交谈。人类是语言的动物，所以人不是独白的存在，而是在人间交往对话的存在。语言交流，互相交往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共同基础。

你可能会怀疑，什么交往对话啊？语言还能用来骂人呢！

是的，语言可以用来吵架、威胁、欺骗和污染，但也可以用来交流沟通。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性，其实就是工具理性。打赢一场诉讼案，完成一个被指派的任务，或者把意中人“追到手”，这些都是策略行动。

但还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谈，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行动” (communicative action)，也可翻译成“商谈行动”或“沟通行动”。比如，我们和同事在工作之余聚餐，或者你在追求伴侣成功之后还继续谈恋爱，这些都是为了真正理解而交谈，属于交往行动。

如果要用更通俗的方式来解说交往行动，让我们来想想日常生活中的交谈情景。比如，在大街上有路人发生争执，最后变成了吵架，这时候常常会有人出来劝说，大家不要吵，都要讲道理，好好说话。

的确，我们和人谈话，有时候谈得好，但有时候谈得不好，甚至谈崩了。这时候为什么会有人要求“讲道理，好好说话”？因为我们有可能做到好好说话，而且我们常常希望能好好说话。

交往理性的作用与条件

哈贝马斯认为，好好说话这件事本身有很深的道理。这不只是解决矛盾的调解机制，他从中发现了一种理性的类型，这种理性既不是工具理性，也不是主体性的价值理性，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理性，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

这种理性并不是杜撰。哈贝马斯借助大量的语言学、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并且论证交往理性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论证过程，我们无法在此展开讲解，但请你注意这个术语。

如果说哈贝马斯为“韦伯难题”找到了解药，那“交往理性”就是这个药的名字。

那么，这副解药能有什么疗效呢？哈贝马斯发现，“交往理性”，也就是好好说话这件事，其实是我们生活中规范性共识的源头。

比如，有对夫妻发生争议：10 岁的孩子该不该有自己的手机？丈夫说应该，妻子却不同意。那怎么办呢？他们可以对话讨论，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文化养成等方面找依据，甚至还可以查文献做研究，然后双方在讨论中来权衡利弊。这种讨论，最后未必能达成共识，但比任何其它方式都更有可能达成共识，因为他们都在运用交往理性。

但如果丈夫说，哪来这么多废话，家里的事情我说了算；或者妻子说，孩子的事情我才有发言权，这时候策略行动就压倒了交往行动，哪怕最后双方还是有了一个结论，却不是通过“交往理性”达成的共识，只是前面提到的，没有规范的妥协或宽容。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你常常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和别人达成共识，并不是某个人的“道理”振振有词，说得我们都哑口无言，而是因为在好好说话的氛围下，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平等尊重，大家一起把道理讲通了。

你看，我们能合作，能建立良性的公共生活，不是因为消除了主体性的主观分歧，而是通过运用“交往理性”，绕了一个弯，才达成的。交往理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道理，而是大家一起来把道理讲通。讲道理达成的规范共识有真正的约束力，因为这种共识有真正的理由，能够让彼此心悦诚服。

哈贝马斯的研究当然不止于此，他还提出了“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就是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谈得好，才可能达成彼此心悦诚服的共识。

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谈话。

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探索，可以去读哈贝马斯的著作。

交往理性是乌托邦吗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哈贝马斯太不现实了！人怎么可能这么理性？有谁能做到？哪有这么理想的言谈条件？这完全是空想的乌托邦吧？

这些问题在课堂也有同学问过我，我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先让同学们用笔在纸上画圆圈，不许用工具，就是徒手画。然后，让他们评比谁的圆画得最好。大家发现，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谁画得“最圆”。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圆也自在人心。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完美的圆”，这是几何学定义的圆，现实中谁都画不出。最接近它的是用圆规画出来的圆，但严格说来，圆规画出来的也不是“几何圆”。

谁都画不出的“几何圆”还有意义吗？大家明白了，如果没有几何上理想的圆这个标准，我们就没办法比较谁画的圆更好，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画得更圆。

交往理性也是如此。理想的交往行动在现实中非常罕见，但有了哈贝马斯确立的标准，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分辨谁在好好说话、谁更讲道理，以及在日常交往中如何改进自己的言谈行为。

提出一个概念，确立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应该往哪里走。这就是思想家工作的价值。

顺便问一句，你知道几何学中的圆是怎么定义吗？告诉你吧：“在同一平面内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叫作圆。”这听上去几乎不像人说的话，但却很接近哈贝马斯的写作风格。

哈贝马斯的著作那么深奥晦涩，为什么还能吸引无数不同领域的学者来研读探讨？因为他的理论意义重大。

只要你知道韦伯命题的意义，你就会理解哈贝马斯的贡献有多重要。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适用的领域，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域称作“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一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读到这里你或许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韦伯难题”真的有了应对的出路。人类的现代生活，不会因为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而注定陷入“诸神之争”的命运。

现在，祝贺你完成了一次思想的极限挑战，“拿下”了哈贝马斯。

当然，说“拿下”完全是夸张的玩笑。但至少你获得了一个线索，这是一个珍贵的线索，可能引领你去探寻伟大的思想，并且从此开始努力好好说话。

思考题

哈贝马斯并不是“为问题设定了一个理想的答案”，而是指出了“我们有一种讨论问题的理想方式”，你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