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了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后，你会发现，即使是在科学的领域，理性所能达到的“正确”也只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当波普尔把这个思考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就形成了他更为基本的哲学思想，叫作“批判理性主义” (critical rarionalism)。

这个术语看上去有点高深，其实并不难懂，简单地说包含两句话：“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

批判理性主义

在波普尔看来，我们人类是一种“问题求解”的动物，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活动，都是这个模式：遇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找到方案获得进展。但我们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完美解决，因为解决方案本身总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求解”之旅就永远没有终点，是一种“无尽的探索”。《无穷的探索》就是波普尔思想自传的书名。

举个例子，为了解决堵车问题，我们修了更多的公路，但是路多了，买车的人就会更多，结果路上反而变得更堵了。我有一个北京朋友跟我说，高速公路就是让我能迅速赶到下一个堵车点。在人类历史中，类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波普尔就是从这种问题求解的模式中，总结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他用这个词，是想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或者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及其可错性。

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

在科学领域，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证伪主义理论，用“问题—猜想—反驳”的三要素机制解释了科学知识成长的逻辑，同时拒绝了科学至上论。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批判理性主义要拒绝的，就是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这是波普尔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

乌托邦社会工程与历史决定论

什么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你也许要问了，不对吧，生活中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工程啊，所有国家都会有社会发展规划，像是城市规划、道路规划等。没有规划工程，社会怎么能发展呢？

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

那么，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比如，你想为一场考试做一个复习计划，那当然没问题。因为这是个局部的、短期的计划，出了错也很容易变通调整。今天进度没完成，明天少玩一会儿手机，就补上了。但如果你要制定一个整体的人生计划表，从毕业工作到事业发展，从恋爱结婚到孩子教育，把一辈子的大事小事全都安排好，这种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的规划肯定就行不通了。

社会也是如此。在波普尔看来，想要覆盖一切、规划一切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不可能成功。但为什么还有人会去信奉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划工程，甚至付诸实践呢？

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

你可能会说，人有主观能动性啊，我们的主观努力能不能改变这种规律呢？而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法，主观努力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只能促进或者拖延这个历史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规律，并且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从而制定最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性地改造社会。

在 20 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当中，波普尔是批判历史决定论的先行者，也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早在 1936 年他就宣读了一篇论文，对历史决定论的各种形态做出分析和批判，后来经过扩展和修改，在 1957 年成书出版，书名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的分析论述涉及许多哲学讨论，我们无法展开讲解，只谈其中两个主要论点。

首先，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你想，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都无法找到永恒的真理，那么对于更为复杂、变量更多更不可控的人类社会，就更不可能找到所谓绝对正确的法则了。

其次，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类的知识本身就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历史进程无法被决定，也就无法用科学方法来预测。

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有趣的例子，有人说，如果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都藏起来不发表，说不定现在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可惜马克思把他的理论公布于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完全被揭露了，成了全人类的知识。工人阶级去学习，但资本家也可以学习。他们意识到了改良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劳资矛盾，改变了，或者说至少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进程。

所以在波普尔看来，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增长本身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历史决定论在根本上就是无法成立的。

波普尔还有一本两卷本的巨著，在 1945 年出版，详细分析考察了历史决定论在思想史上的发展，书名叫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信奉历史决定论会在思想上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封闭起来，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与封闭社会相对立的是“开放社会”，就是以开放的态度接受理性的批判。

那么，“开放社会”的发展是否需要自己的社会工程呢？是的，但不是整体主义的构成，而是波普尔倡导的所谓“零星社会工程”（也译为“渐进社会工程”），就是对传统做出渐进温和的改良，防止激进的革命，通过不断尝试和纠错机制来实现社会发展。

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

• 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
• 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
• 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

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 20 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卓越而速朽的思想家

我们看到，波普尔在科学方面反对科学至上论，在社会政治方面反对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社会工程。这两个方面一脉相承，都在反对过去启蒙理性主义中的绝对真理观。所以在我看来，波普尔最突出的成就就在于，他推动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改造升级。

我们知道，启蒙理性主义创造了无数伟大的成就，但它也繁衍出科学至上论和绝对真理观的倾向，这种倾向在 20 世纪初愈演愈烈。当时在思想界，对这种倾向的批判很弱势，被当成是异端。波普尔的出现改变了局面，他从处理科学内部问题入手，颠覆了科学至上论，受到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赞赏；后来他的工作又进一步延伸到社会政治和历史的思想领域。不过，波普尔的批判并不是要颠覆整个理性主义传统，而是要修复和升级这个传统，最终形成了“批判理性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他既是启蒙传统的批判者，又是继承者。波普尔独特的思想和雄辩的风格，推动了思想史上的这次转折。当年的异端思想，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人们对这些理念习以为常，很少意识到，背后有一次真理观和历史观的转折改变。

对我个人来说，波普尔有着特殊的意义。30 多年前，正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我从理工科转向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 2004 年，波普尔去世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纪念波普尔的文章，其中说道，波普尔是一位“卓越而速朽的思想家”。他在世的时候获得了非常显赫的声望，去世之后却迅速被人淡忘。波普尔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长达 23 年，结果在他逝世以后，他生前用的办公室并没有变成一个纪念馆，而是被改建成了一个厕所。难道说，波普尔已经过时了吗？

在我看来，如果说波普尔的名字被遗忘了，他的思想被看成是人尽皆知的常识，那么这种遗忘恰恰体现出他成就的卓越。但如果有一天，人类忘记了历史的教训而重蹈覆辙，也许就会再次想起波普尔的告诫和提醒：理性是有局限的，要警惕科学的自负和决定论的危险。

思考题

你怎么理解“理性的局限性”呢？像这样的说法，“现在还有很多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所以不用太在意科学给出的解释”，它和波普尔所说的“理性的局限性”是一个意思吗，你是怎么看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