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阿伦特对于道德问题的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单凭理性很难应对道德困境。前文我们也说到过，理性无法单独解决价值难题。你看，在人类三大永恒的主题，真、善、美之中，好像只剩下“求真”这件事，理性传统还能守住自己的阵地。毕竟，搞科学研究，总归还是理性最擅长的事情。

但这一小节我们要讲的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对这块阵地也发起了冲击。在科学活动中，理性难道就没有局限吗？波普尔的质疑直接指向了科学理性本身，他的思想成果改写了启蒙传统下的科学观和真理观，影响极其深远。

这种影响还不仅发生在科学领域。很多人都知道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但他还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跨界？其实他的政治理论和科学哲学一脉相承，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洞见：人类是容易犯错的物种，这是人类固有的特征。不管是在科学还是在政治经济活动中，我们都摆脱不了“可错性” (fallibility)，就是说人永远可能会犯错。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了。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常识，包括人们常说的“试错”方法和“纠错”机制，是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论辩之后才成为常识的。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波普尔的贡献。

接下来这两节内容，我就要带你探索波普尔思想的来龙去脉，看他是如何改写了启蒙理性的思想传统。

# 什么是证伪主义

先来讨论波普尔最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这种概括基本正确，但容易引起误解，好像波普尔是在主张，科学事业追求的不是证实而是证伪，科学家好像都变成了“独孤求败”的武林大侠。这太匪夷所思了，天下哪有这种自找麻烦的科学家呢？

科学家当然会努力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波普尔也从不反对这一点。但他进一步追问：科学中所谓“正确”究竟是什么意思？

波普尔给出了回答：科学的正确永远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要理解这个“不彻底”，我们可以回到波普尔思想的起点，看看他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1919 年，也就是波普尔 17 岁那一年，有这样两件事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件事，波普尔遇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成为他的助手。但他很快发现，精神分析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据都能自圆其说。比如，一个人把别人推到河里，这是他性压抑的表现；如果这个人把一位溺水者救上岸，又可以解释为性压抑的“升华”。你看，无论发生什么，性压抑理论本身都不会出错。这种总是正确的理论是真正的科学吗？波普尔产生了怀疑。

第二件事，也是在 1919 年，波普尔开始热衷于爱因斯坦的理论，两年后他还去听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举办的讲座。广义相对论刚提出的时候，只是一个理论猜想。为了检测这个猜想，爱因斯坦提出了三个推论。他表示，根据其中一个推论，在日食的时候通过观测太阳附近的光线，就可以来检验广义相对论的预测究竟对不对。

1919 年，检测的机会来了。在 5 月 29 日的日全食中，英国科学家观察到了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折现象，这符合爱因斯坦的预测，广义相对论第一次得到了经验证明。这个事件轰动了整个世界。但让波普尔感到震撼的不是实验结果，而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态度。

在实验之前，爱因斯坦明确表示：首先，如果观察的结果和理论预测不符合，那广义相对论就错了。而且，即使观察结果符合理论预测，也不意味着广义相对论就是绝对正确、无法超越的理论。

爱因斯坦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理论被否定，但他不仅没有回避经验检测，还明确提出了被经验证伪的可能，而且他绝不言称自己的理论是真理。这种态度与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让波普尔无比钦佩。他认为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才是科学家的典范。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波普尔并不是说科学理论必定会被证伪，而是说理论本身必须包括“经验上被证伪”的可能性——你不能事先就排除了任何出错的状况。

我和“得到”App 的创始人罗振宇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举的一个例子就非常好。他说有两种关于地震的理论：根据第一个理论，大地被一头大象驮在背上，大象一崴脚，人间就会发生地震。这个理论很离谱吧？但这个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只要挖到地底下，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头大象就行了。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但却符合科学理论的条件。而根据第二个理论，说地震是阴阳失调引起的，而且它有一套非常系统的论述，能讲出很多道理。但是呢，你就是没办法检测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哪怕是正确的，也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所以，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作“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

# 科学发现的逻辑

但波普尔说的“不彻底的正确”，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刚才讲到爱因斯坦还表达了一个想法：即使观察结果和理论一致，也不能证明理论就是绝对正确的。波普尔从中得到了启发，意识到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个理论被证实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正确，但只要被证伪了一次，它就被推翻了。

这种不对称性，就对科学传统的“归纳法”构成了挑战。

所谓归纳，就是从已知的事实中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比如看到一只天鹅是白色的，一百只、一千只、一万只天鹅都是白色的，于是就归纳总结出一个普遍命题：凡是天鹅都是白色的。但其实谁都无法保证，会不会在某一天遇到一只黑天鹅。

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哲学家休谟到罗素都质疑过归纳法的可靠性。罗素很幽默，他说，一只每天被主人喂食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有一天自己会被拧断脖子。维特根斯特也曾说过，我们之所以采用归纳法，是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但它并“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学的基础”。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归纳法不可靠，那怎么解释科学知识的成长机制呢？难道要把被反复验证过的科学知识全部推翻吗？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一归纳理论一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

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有些思想传统虽然不是科学，但本身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还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灵感来源。比如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包括之前说到的精神分析学，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波普尔其实是科学至上论的批判者。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并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也不是“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

那么，当这种思想延伸到社会政治理论时，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呢？当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转过身，展现出政治哲学家的一面，我们又会看到怎样的洞察呢？

# 思考题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说，这是“科学的”或者那是“不科学的”，在这种日常用法当中，“科学”究竟是什么意思，这种用法是否合适呢？

# 补充讲解 8

（相关篇目 20 阿伦特 I：大屠杀真的是“平庸之恶”吗）

阿伦特的思想很广阔也很复杂（她使用的包括“政治”“权力”“权威”“自由”等在内的概念都不同寻常）。为写阿伦特的这两小节内容，我用了暑假的整整两个月。期间，我重读了阿伦特的大部分作品，还有许多相关的专业研究，完全是一次再学习的过程。但最终，我仍然没有把握。

阿伦特洞察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这是现代政治“病理学”的一个样本，她试图破解这个“病毒”的基因，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多年的思考。她反复地尝试，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线索，提出了许多洞见，却仍然是暂时的、不完整的，直到临终时刻仍然如此。我相信，阿伦特自己并没有给出彻底清晰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平庸之恶”这个问题仍然在争议之中。

2012 年电影《汉娜·阿伦特》上映。我熟悉的一位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里拉教授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两篇评论，引起一些争论。我在 2013 年的“西方思想年度述评”（“西方知识界回顾”）中，在“重访《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小节介绍了这次争论。就把这段文字摘录在后面，也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2012 年上映的传记片《汉娜·阿伦特》，由德国著名独立制片人冯·特洛塔导演（她也是 1986 年传记电影《罗莎·卢森堡》的导演），以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风波为主线，在艺术院线获得相当好的票房并受到许多评论者的赞誉，也激发知识分子重新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激烈争论。

焦点问题仍然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以所谓“恶之平庸”来把握这名纳粹高级军官的暴行是恰当的吗？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里拉在《纽约书评》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评论了多部与纳粹大屠杀相关的电影和书籍。

在《阿伦特与艾希曼：新的真相》一文中，里拉对这部传记片的某些艺术品质予以赞赏，但批评它的情感性叙事基调不适宜大屠杀这样的主题，随后指出了影片“最严重的问题”：关于真相。表面上这部电影是关于寻求真相（真理）的，但它实际的主题并不是忠实于真相本身，而是“忠实于你自己”。

如导演阐释所言，阿伦特是一个“对自己关于世界的独特视野保持忠实的”典范。但里拉认为，这个故事赞颂了一个思想家为自己立场辩护的勇气，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阿伦特若还健在也会不得不承认”。里拉的批评很明确，阿伦特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最近十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和文献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罪恶机器上平凡的“齿轮”，或者简单服从、无力思考的官僚，而是主动、积极和自觉地参与并影响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战略。

艾希曼在 1960 年被捕之前匿藏于阿根廷，期间他写了长达 500 页的回忆录，并接受了一名纳粹同情者的长篇采访（原始的采访录音被挖掘出来，转录文本长达几百页）。艾希曼在大段的独白中骄傲地谈论自己“为了我的血液和我的人民”去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责备自己“应当做得更多”，并为“总体灭绝的想法未能全部实现”而感到遗憾。由此可见，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而“恶之平庸”只是外表和掩饰。

里拉认为，阿伦特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有两个不同动机，一是公允地处理所有造成“终极解决”的因素和成分，并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施暴者和牺牲者。在这个主题上阿伦特是一位先驱，当初她受到攻击的许多观点如今已成为学者的共识。

另一个动机是想要提出一个解释模式，使那场暴行成为可理解的，并使判断成为可能，但阿伦特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她被艾希曼的面具所欺骗，因为她的判断受制于自己的思想先见前提，源自海德格尔的影响（本真性、匿名的大众、作为机器的社会和被现代哲学抛弃的“思”），最终使她的判断走向了一种“过度复杂化的简单化” (overly complicated simplification)。

伯科威茨是巴德学院的政治学副教授，担任阿伦特研究中心的学术主任。他致书《纽约书评》，对里拉的文章提出两点批评。

首先，里拉像许多人一样误解了“恶之平庸”的概念，阿伦特的要点是将可怕的暴行与艾希曼的无能力（从他人视角）思考相对照，“平庸”指的是艾希曼其人，是他“无言的浅薄”，而不是他犯下的恶。

其次，阿伦特当时已经掌握了部分（大约 80 页）艾希曼的回忆录与访谈资料，而这些证据支持了她的判断。我们应当摆脱人云亦云的流行误解，重新认真对待阿伦特的论证。里拉对此作出回应。他指出，阐释“恶之平庸”的概念一直是个难题，但阿伦特主要将艾希曼描述为一个“符码”，一个资质平庸（未完成高中学业）的“无目标的人”，认为他“完全没有动机”，也“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这是阿伦特的著作给大多数读者的印象，这与新文献证据所揭示的那个自觉自愿的“狂热纳粹”形象相当抵触。

阿伦特当时掌握的只是相关文献的极小一部分。如果认定阿伦特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而且认定她考虑了这些证据之后才得出艾希曼“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的判断，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就会让阿伦特“显得更为愚蠢，甚至超过她最尖刻的批判者所以为的程度”。伯科威茨的这种辩护会适得其反。实际上，每个人都会犯错，连阿伦特钟爱的圣·奥古斯丁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