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现代社会是对古代世界的“先破后立”，那么我们在前两节讲的“祛魅”和“诸神之争”，描述的都是现代性“破”的一面，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相对侧重于现代性“立”的一面，也就是现代社会究竟建立起了什么。

之前说到，在现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也有高度一致的地方：谈到钱这个话题，我们的态度就很一致。我们都承认，不论追求什么，金钱都能有所帮助。

难道我们都是拜金主义者吗？我觉得未必。科学家、诗人或者沉浸在恋爱中的年轻人，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能是科学、是艺术、是爱情，但他们也都会承认，钱是很有用的。

韦伯同时代的社会学家齐美尔有一个比喻：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做自己的事情。如果要问韦伯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他会怎么说呢？

这时候，韦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工具理性”就要登场了。韦伯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叫工具理性，一种叫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做什么的？它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打个比方，我在外地开会，家人打电话来说要我赶紧回家。我一计算，飞机最快，机票的价格也能接受，于是就订了航班。这里运用的就是工具理性。注意，我说了一个词：“计算”。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价值理性又是什么呢？还是同一个例子，在外地开会，家里人让我赶紧回家。但这次，订机票之前我突然想：不对，还是得先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事，看看值不值得为这事回一趟家。这时，我考虑的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我需要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

显然，价值理性的权衡要比做工具理性的计算困难得多。你可能感到，这两种理性的关系，很像是上一节讲到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没错，工具理性的计算就是一种事实判断，因为成本和收益基本上是一个事实，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是一种价值判断，虽然你也在用理性思考和权衡，但其中有许多主观的因素，因此没有标准答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找工作。工作并不只是为了钱，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你擅长这份工作吗？你喜欢这份工作吗？甚至，这份工作代表的事业是你愿意追求的吗？这些问题，算是算不出来的。价值理性，就是用理性来判断目标本身是不是有价值。但因为我们要考虑许多主观因素，所以就很难有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工具理性问题有客观标准，我们容易达成一致；价值理性问题标准不一，很难找到确定的答案。在社会层面，这一点更明显：价值观念问题我们有许多分歧；但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都认同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所以可以普遍化，成为一种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难以普遍化。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塑造的社会制度

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

官僚制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不仅用在政府公务员体制，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

你可能会说，不对吧，我们经常在批评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制度的效率低下、办事拖沓、不通情达理、繁文缛节。你的个人直觉可能有道理，但这不是官僚制的必然结果。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

一个理想的官僚系统规则合理，纪律严明，人尽其责，照章办事；系统运转精确、稳定，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效率高，执行力极强。

就在韦伯生活的年代，一战之前，德军参谋部曾经制订过一个著名的军事计划，施里芬计划 (Schlieffen Plan)。这个计划的核心思想是打“时间差”，先西后东，快速拿下法国以后，集中力量对抗俄罗斯。在这个计划中，时间极为重要，精确到了每一天：第 12 天打开比利时战略通道，第 22 天跨过法国国境线，第 31 天占领巴黎。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剧本”。

德军参谋部敢于做出这样的计划，底气就是德国统一之后建立的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就像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可以控制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和工业体系，一切为军事活动服务。有这种执行力，如此高精度的军事计划才有实现的可能性。这就是官僚制的强大能力。

这种强大能力源自官僚制的基本特征，“非个人化” (impersonal)，也就是“对事不对人”。为了追求效率，人被简化成一些指标，和任务无关的个人因素则忽略不计。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此一来，无法被计算的复杂个人，就变成了可以计算的数据。

举个银行的例子。银行处理贷款业务的时候，不必去细心考虑每个客户的复杂情况：这个人贷款是为了上学、为家人治病，或者是为了事业发展？银行要采集的是指标：贷款数额、信用记录、抵押保障、还贷能力等。把个人情况变成数据，通过计算，系统就能够高效地处理大量任务，保证效率和收益。官僚制对个人化的因素完全漠不关心，这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可能冷酷无情，但就整个系统来说，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个案，实现效率最优化。如果反过来，这个系统耐心细致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甚至感受，做到体贴入微，这对你个人而言服务周到了，但整个系统就需要投入更大的资源，甚至无法运转陷入瘫痪。

对外如此，对内也是一样。官僚制的自我组织同样遵循“非个人化”的原则：原则上，安排一个职位，只看这个人能不能行使这个职位的功能。一个程序员，就看你写程序的能力；一名销售，就看销售业绩。这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排斥任人唯亲，倾向任人唯贤，因此也倡导绩效制 (meritocracy)，以工作成绩来决定职位的任免升降。遵循这种原则，能够从大规模人群中相对快速、有效地选出需要的人才。因此，官僚制的普及扩展了人力资源，提高了人才的利用率，也推动了公平竞争，成为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的一个动力。

片面的理性化

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

我记得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么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

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自己。

这一节着重讨论了韦伯提出的重要概念：工具理性，它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的一部——价值理性是通过理性思考来确定目标，工具理性则是通过理性计算，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优手段。工具理性的扩张，使得官僚制这种强大的组织形式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也带来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伴随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韦伯提出的那个最著名的论断，“现代的铁笼”也浮出水面了。

思考题

对于“手段压倒目的”这种现象，你有没有什么体验或者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