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的冬天，我在哈佛大学与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会面之后，又去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拜访了另一位教授，就是这一节要为你介绍的人物，迈克尔·沃尔泽。他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也被称为是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桑德尔比起来，沃尔泽就是老前辈了。

沃尔泽出生于 1935 年，1961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先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中间又回到哈佛工作了 14 年。1980 年，他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为终身研究员。这个高等研究院在学术界的地位非常高，爱因斯坦生命中最后的 20 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1971 年，沃尔泽在哈佛教书的时候，和另一位教授合作上过一门课，主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合作者是谁？就是那位才华横溢的狐狸型哲学家诺齐克。前面我们讲过，诺齐克是一位自由至上论者，但沃尔泽的立场偏左，属于社会民主派。两位教授在课堂上展开了精彩的辩论，学生们看得不亦乐乎。

可能是感到课堂上的辩论还意犹未尽，他们各自都去写了书，把自己的观点充分阐发出来，结果就产生了政治哲学的两部名著：一部是前面讲过的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另一部是沃尔泽的《正义诸领域》。

沃尔泽发表过大约 30 部著作，其中《正义诸领域》和另外一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都被视为当代政治理论的经典之作。但在沃尔泽那么多作品中，我特别偏爱他在 1990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所以，我在拜访沃尔泽教授的时候，刚刚坐下来不久，就谈起了这篇论文。我向他请教，你能算是社群主义者吗？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还重要吗？他回答说“这种标签不适合我，其实标签对大多数学者都不适合”。他还认为，社群主义的批评总会再次反复，“但那场辩论已经过去了”。

沃尔泽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仅在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中很有影响，它还帮我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一个大问题。下面我就来和你分享，我究竟从这篇文章中获得了什么重要的启发。

个人主义是虚构的吗

那个困扰我很久的大问题，就是个人主义怎么可能会出现。

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观念其实非常奇怪。它假设，先有单独的个体，个体组成了社会，社会又造就了国家。但这种想法明显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我们的经验感知。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不存在单独生活的个体。每个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家庭、邻里、社区以及更大的共同体之中。

比如你出生以后，首先知道我是爸爸妈妈的孩子，知道自己是隔壁小红的邻居，知道自己是学校里哪个班级的成员。可能要到十几岁才会想到，我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对每个人来说，群体当然是在个体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个人也总是在社会关系中成长的。所以社群主义的观点似乎才更符合现实，明明是社会构成了个人，而不是个人形成了社会。

可是，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居然出现了。它不但出现了，而且它从霍布斯、洛克、康德一直延续到罗尔斯，形成了一个思想传统。你可能会说，思想家嘛，奇思异想是他们的特权。但更奇怪的是，这种观念竟然会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模式。普通人也会觉得个人是社会首要的、最基本的单位。这一切究竟如何来解释呢？

如果社群主义的批评击中了要害，如果所谓“原子化的个人”观念根本是虚构的，却成为自由主义的基础，那么自由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不可靠的沙滩上，随时都可能轰然倒塌！

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困惑不解。直到 1994 年，我读到了沃尔泽的那篇文章，才一下子豁然开朗。

相互矛盾的两种批评

沃尔泽在那篇文章的开篇就指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有两个要点：一个针对理论，另一个针对实践。

针对理论的批判，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自由主义的理论根本歪曲了现实世界中的个人，把人当作脱离了所有社会义务的存在，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唯一的创造者，没有任何尺度与共同标准来指导这种创造活动。但这是对人的虚构，不存在这种“无所牵绊的个体”。

至于针对实践的批判，自由主义创造了自我中心的社会，这是一个“非社会性的社会”。社会只是一群孤立自我的聚集地，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受到个人权利的保护，也因为各自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分裂。这就是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现实：到处都是相互疏远的孤独个人，对公共和政治事务十分冷漠。

归纳一下这两点批判：第一，自由主义的理论是虚假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无所牵绊的原子化个人；第二，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造成了自我中心，相互分裂的冷漠社会。

但是问题来了：一种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人，怎么可能造成有害的现实？这就好像是说，你在故事里虚构了一个小偷，结果这个小偷在现实中偷走了你的钱包。

如果你相信自由主义的理论虚构了不存在的个人，那你就无法谈论虚构之人的任何实践后果。或者，如果你同意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那你就必须首先承认它的个人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换句话说，你不能既批评这种原子化个人是虚构的，同时又批评这种虚构的个人实际上造成了有害的影响。

沃尔泽锐利的目光，穿透了这两种批评之间的逻辑裂痕，指出这两种观点是相互矛盾的，无法同时成立。

高度流动中“后社会的自我”

那么，沃尔泽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

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理论真实反映了现实，所谓“孤立的自我”确实存在。他们并不是脱离社会的存在，而恰恰是被现在这个社会所塑造的结果。也就是说，个人确实是被社会塑造的，社群主义的这个观点没有错。但它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正是这种新型的社会造就了“孤立的个体”。

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流动性”，总是在不停地移动和变化。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这很好理解，现代人的迁徙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的移居。人们自愿地迁徙工作、财产和居住的所在地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迁徙流动的范围甚至突破了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这种地理上的广泛流动必然使人们对居住地的感觉大为削弱”，对单一的故土与故乡的忠诚被淡化，代之以对“外面的世界”的新探索。当然，社群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社群的归属感也未必凝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但是“当它们永久地固定在一个地方时，它们往往更为成功”。因此，地理上的流动使得“社群感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

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收入、教育和社会等级）越来越有可能与他们的父辈相左。过往“子承父业”的传统越来越难以维系。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过着与父辈相当不同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对社群的信仰与习俗的传承不再是确定的。如果对自我的理解来自一种叙事，那么今天的人们很可能会与自己的父辈讲述截然不同的故事。

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现代社会的分居、离异和再婚比例比传统社会要高得多，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意味着孩子们更有可能从属于不同的家庭，也就难以从“一起生活的成年人那里听到连续的或同样的故事”。由于家庭是个人的第一个社群，也是第一所种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学校”，所以这种流动，性必定具有反社群主义的后果。

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人们的政治信仰会有更多的变动，对特定党派的忠诚也不再稳定。随着居住地、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身份对形成个人认同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人们对领导、组织、党派、俱乐部以及城市机构的忠诚似乎也在急剧下降。

脆弱的自愿联合

那么，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群还存在吗？人们还有社群关系吗？当然存在，但主要的类型改变了，沃尔泽把它叫作“自愿型的社群”。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自愿的联合”，你可以把“自愿”理解为可以决裂或退出的权利。就像一桩婚姻，如果说它是自愿的，就意味着选择离婚总是可能的。一种自愿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有可以改变的权利和机会。因此，我们很容易获得不同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

新型的社群也是如此。比如，你参加一个马拉松俱乐部，参加一个公益环保组织，参加一个读书会……这些都会构成你的社群关系，都会塑造你的身份认同或者归属感，但它们都是你自愿加入的，你也可以自愿地退出。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好吗？我们既能拥有社群，不再孤立，又没有失去自由和选择的机会。但沃尔泽指出，并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自由总是有代价的。因为越是容易获得和改变的关系，就是越不稳定的关系。原因未必是现代人总喜欢改变主意，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在高度流动。比如，你很喜欢自己参加的那个马拉松俱乐部，但因为你要搬家到另一个城市，就不得不退出。如果其他人也有自己的原因放弃了，那俱乐部就只好解散。

由于前面所说的四种流动性始终存在，现代社会永远都处于运动之中，沃尔在把这种特征称作“后社会的状况” (post-social condition)。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种孤立的、近乎原子化的自我，就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 (pre-socid self) 观念，而是“后社会状况”造就的。沃尔泽称之为“后社会的自我” (post-social self) 观念。这种自我观念反映了自由流动社会的现实，它从根本上失去了确定性和统一性，个人不得不随时重新创造自己。

许多自由主义者赞赏这种“后社会的自我”，这让我们可以“自愿地联合”并不断“自我创造”，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但大多数社群主义者却为此悲叹，这种失落感也是现实的反映。

那么，有没有可能恢复传统的社群？让人们重新获得那些稳定的依恋关系、深刻的归属感以及可靠的生活理想呢？

这很难做到，原因很简单——除非我们在根本上改变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否则我们无法限制那些自由的流动：移居自由、社会阶层流动的自由、婚姻自由以及政治认同的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尔泽说“社群主义不可能战胜自由主义”。但与此同时，自由流动社会造成的忧伤、失落和孤独，以及政治冷漠等后果也会如影随形。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会消失，它注定会周期性地出现。

个人主义源自古今之变

最后，我就来和你分享沃尔泽这篇文章给我的重要启发。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入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思考题

你是怎么理解自己的？你会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