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 字形就业形态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资本主义而言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因为日本的“近代”在形成的同时，也是它走向瓦解的开始。就家庭和女性而言，只要“一结婚就变成家庭主妇”的性别角色分工规范一旦形成，家庭主妇的地位就从根基开始一步步地走向了瓦解。“家庭主妇劳动者”就这样出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建立了以个人生活优先主义（MyHome 主义）为理想的性别角色分工规范，女性才刚刚被封闭在家庭之中，就立即从家庭被拉向了劳动市场。只不过这与近代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并没有发生冲突，换言之，家庭以极为奇怪的形态保留了父权制，并且成功地建立了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

从按配偶关系分类的女性雇佣者构成比率中可知，1962 年未婚女性所占比率为 55.2%，已婚女性占 44.7%，其中 12.7%是丧偶以及离异者，也就是结束婚姻的人，有配偶的女性占到了 32.0%。这个数字在 20 年后的 1981 年发生了逆转，未婚女性所占比率为 32.1%，已婚女性占 67.9%（其中有配偶者占 58.0%，丧偶以及离异者为 9.8%）。因此，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为止，谈及职业女性就自然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共识：她们是“结婚之前暂时工作”的未婚女性，亦或是奋斗工作错过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或寡妇。留在劳动市场的女性不是尚未结婚就是在婚姻之外，不然就是结束婚姻的女人，结婚和工作被视为是无法同时兼顾的。直到这个时期，女人要么就是工作没结婚，要么就是结婚不工作，而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经过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时间，未婚者和已婚者的比率实现了逆转。但是，已婚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甚至许多女性在结婚之后也依然坚持留在职场，这样的现象丝毫不意味着她们“兼顾了工作和家庭”。大多数的未婚女性劳动者依然是以结婚或者生育为契机而离开职场。女性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与她们作为生产者的角色依然无法共存。已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发挥女性角色的时期明显缩短了，这就意味着后育儿期提前到来。女性并没有兼顾再生产者的角色和生产者的角色，而是早早结束了再生产者的角色重新回归到生产者的位置。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她们虽然是实现了兼顾“工作与家庭”，但与此同时，这种兼顾是由通过错开生命周期的时间分配而得以实现的。

根据年龄划分的女性劳动力比率构成，我们即可得知这种变化趋势 [图 3] 。1960 年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女性劳动力年龄比率在 20 到 24 岁达到峰值，随即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到了 1981 年，在 40 到 49 岁区间又达到了另一个峰值，这样的曲线变化图呈现出“M 字形”。我们可以看到，在 25 岁到 34 岁的生命周期第二期（生育和育儿期），劳动力比率暂时陷入低谷，在 1980 年前后达到最低，之后呈现出上升趋势。M 字形低谷与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二者息息相关，工作和育儿的对立证明了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劳动其实是无法与再生产劳动并存的。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生命周期第二期的女性劳动力比率的上升意味着女性雇佣劳动力的增加。在美国，女性劳动力比率曲线较早地消解了 M 字形，则没有呈现生育与育儿期的低谷 [图 4]。而这当然是因为女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

图 3 按年龄、阶级划分的女性劳动力比率变化趋势

资料出处：总务厅统计局“劳动力调查”（妇女教育研究会 1988：54）（注）图中数字为 1987 年的数值

图 4 按年龄、阶级划分的女性劳动力比率（国际比较）（妇女教育研究会 1988：55）

[*] 像日托中心这样的公共托儿设施，美国还没有日本完备。与自食其力型资本主文国家的美国相比，日本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社会主义式”的国家了。美国女性在育儿期间能够工作是通过私人负担保姆或日间支付给养父养母费用而实现的。在资本主义下，育儿彻底私人化的代价是女性生育年龄的高龄化以及出生率的降低。

在自营业者的生活中，再生产劳动和生产劳动的选择则并非问题之所在。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下，女性既是生产者又是再生产者。不仅如此，女性被迫要求二者同时兼顾。农家的家庭主妇没有成为专职于家务和育儿的主妇的自由。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后期，女性劳动力在其长期变化中基本保持了平稳状态而且没有显现出较大的变化 [图 5]。德国、法国等较晚完成工业化的“二流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而较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和美国，贝恠工业化的过程中首先呈现出女性劳动力比率大幅降低的趋势（暂且将女性从劳动市场中驱逐之后），然后在 20 世纪末才逐渐开始上升。1980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劳动力比率都趋于 50% 左右。而日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却没有出现女性劳动力比率大幅下跌的情况。在工业化一雇佣者化的过程中，女性单纯地只是从家庭内劳动者变为家庭外劳动者而已。

图 5 女性劳动力比率的长期变化 （1890—1980 年）

因此，提及工业化以后的日本“近代”，我们应该要看女性雇佣劳动力的比率才对。从 [图 6] 来看，1960 年提到女性雇佣者一定指的是未婚女性，这似乎是一种社会共识。经过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女性雇佣者的确增加了，但是这一变化只发生在 35 岁以后年龄段的女性身上，也就是后育儿期的女性。

图 6 按年龄划分的女性雇佣劳动力比率

“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出现

“家庭主妇劳动者”是个多么奇妙的词汇。就在 20 多年前，社会上还遍布着这种社会共识，只要是家庭主妇就不会是劳动者，只要是劳动者就不会是家庭主妇。说起家庭主妇，就一定是没有工作的人。但是，经过经济高速发展的 10 年，既是家庭主妇又是劳动者的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 [*] 随之出现。“家庭主妇劳动者”出现的条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将已婚女性从家庭向外面推的推力 （push）；另一方面源于劳动市场将女性从家庭向外拉的拉力 （pull）[上野，1982b]。

[*] 与“家庭主妇劳动者”这种奇妙的词一样，“专职主妇”这种奇怪的称呼也同时在这一时间出现了。把理应“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特意称为“（家务）专职主妇”，这与有工作的已婚女性（兼职主妇）的大量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家庭主妇的出现不再被看成是理所应当之事，所以才出现了“专职主妇”的这一说法，特意给了没工作的主妇这种特定的称呼 [上野，1982b]。

推力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新生婴儿数量减少所引起的后育儿期的较早来临。生于昭和二十一年 [*] 的那一代人，他们初婚的平均年龄在 25.3 岁，而一年后，他们在 26.5 岁的时候生下第一个孩子，经过两年，在 28.5 岁的时候生下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最后一个孩子，继而他们画上了生育的句号。最小的孩子在他们 35.0 岁的时候达到上学年龄。即便女性一直受到“妻子和母亲身份”的女性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有效期限也仅仅只到 35 岁，之后等待女性们的则是过早到来的“余生”。正如贝蒂 · 弗里丹所描绘的“郊外中产阶级妻子”的孤独，这种孤独在过了育儿期后逐渐成为现实。

[*] 1946 年。——译者注

育儿期中的女性除了孤立和闭塞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处于这个时期的女性百分之一百都会先专注于作为再生产者的母亲这一身份。那种后育儿期母亲所感受到的空虚与不安，对处于育儿期的女性而言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想要推迟后育儿期，也就是延迟“母亲工作的退休”，只要一个接一个地一直生孩子便可以达到。实际上，明治时期出生的女性，在她们 25.5 到 38.0 岁的近 13 年的时间里，平均会生 6 到 7 个孩子，而在最小的孩子成年之前，她们就会离开人世。

日本女性的特殊出生率（一个女人一生所生孩子的数量），在 1905 年合计为 5.11 人，1981 年合计为 1.74 人，而到 1989 年降至 1.57 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人的平均生育人数不足 2 人。“生孩子在两个之内”这种规范在 60 年代迅速得到普及。日本社会不依靠任何的国家强制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成功地控制了出生率 [*] 。并且这种控制出生率还是在经济因素主导的市场“放任主义”的间接统一管理之下出现的，同时这看似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 相较于日本，西欧各国出生率的降低历经了更长的时间。而诸如印度、中国等国，他们经历了人口在短时间内的急剧膨胀，这些国家则是依靠国家政策来控制人口数量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印度的奖励避孕手术等政策正是如此。与其他各国相比，日本在如此短的时期内且没有依靠国家统一管理就实现了出生率的大幅降低，不得不说是极为少见的例子。

女人们虽然最多生两个孩子，但这当然是由于只能最多生两个孩子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也就是不再要求也不允许女性一生始终作为百分之一百的再生产者了。

推力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家务劳动大幅度的减轻。20 世纪 60 年代的技术革新使禁止参战的日本经济转向了扩大内需。市场无法开拓外部领域的“海外市场”而找到了内部的“外部”，也就是市场之外叫作“家庭”的这一内部领域。随着家电商品的不断开发和普及，资本主义迅速地将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社会化一商品化。

这种扩大内需的路线将内部的“外部”侵蚀而尽，它包含了一种类似于“赏花饮酒经济”的循环论法则。女性们靠着家电商品大幅度地节省了她们的家务劳力。虽然家庭中最后仅剩下无法节省劳力也无法机械化的育儿劳动，但在后育儿期，这种劳动也不复存在了。由此看来，家务劳动已经不再意味着健康成年女性一天需要从事 24 小时的工作。当女性们没有必要再为家庭 24 小时不停献身之时，当女性想要具有购买家电商品的能力之时，她们就进入了职场。也就是说，节省家务劳力的机器将女性推出了家庭，但女性为了能够走出家庭不得不依靠节省家务劳力的机器。而为了购买这些机器，她们必须要外出赚钱。如此一来，女性们就被困在了这种循环往复的陷阱之中。

这个过程类似于农家的兼职化过程。靠着机械化的农业机器，农民虽然逐渐能够外出务工了，但是为了能够外出务工，农业机器对他们而言则变成了必需品；而为了能够购买“久保田”、“大发”[*] 他们又不得不外出务工。在这样的循环中逐渐形成了农家兼职化。在这一过程中，最受益的一方当然是利润大增的农业机械制造商。农民为了能够购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而外出务工。扩大内需的诡计宛如章鱼吃自己的腕足来增重，市场就是在蚕食市场的外部。

[*] 两者均为日本农业机械品牌。一译者注

女性们虽然能够外出工作了，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为了能够有钱购买三种神器 [*1] 以及 3C[*2] 等家用商品。女性为了创造能够外出工作的条件，她们不得不开始工作。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谓“丰衣足食的生活”以及“平均生活水平”，这些都是通过让女性进入劳动市场而实现的。

[*1] '洗衣机、黑白电视机和冰箱。一译者注

[*2] 彩色电视机、空调和汽车。一译者注

非全日制劳动的“发明”

女性进入职场是由于家庭需要女性外出工作，但不管女性能够进入市场的条件有多完备，只要劳动市场不需要女性，那么女性就无法外出工作。也就是说，推力原因和拉力原因缺一不可，否则就无法让家庭主妇转化为劳动者。

慢性型劳动力的不足是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发展问题之所在，而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中，一直都潜存着将女性拉向劳动市场的拉力原因。但是，一旦确立了作为企业战士丈夫和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妻子的近代型父权制，就很难将已婚女性从家庭中拉出来。只要雇佣劳动与家庭主妇角色相抵触，那么女性就无法走出家庭。

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这种“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是资本主义亟需解决的迫在眉睫之事。这是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强行制造了这种二选一的矛盾。具体而言，只要将“朝九晚五”的全职劳动轮班强加给女性，那么就只有不用肩负家庭责任的未婚女性以及不婚的女性劳动者才会进入劳动市场。对此，资本主义以妥协的姿态进行了划时代的发明，那就是非全日制劳动方式。

非全日制劳动这种划时代创想就如同哥伦布竖起鸡蛋一般，并非偶然。为了将家庭主妇劳动者推向劳动市场，企业并没有让女性的生活去迎合劳动方式，而是通过转变思维，让劳动方式去迎合女性的生活。而从女性角度来看，将她们推出家庭的推力原因也完全成熟了。“生孩子在两个之内”使得后育儿期的提前到来的确缩小了母亲的角色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角色分工不复存在了。让几乎所有家庭主妇犹豫要不要外出工作的唯一原因就是不想让孩子成为钥匙儿童。因为育儿这一再生产劳动才是让她们选择家庭的最重要原因。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家庭主妇的门禁时间就是孩子回家的时间。非全日制劳动方式为女性提供了一种不与家庭主妇角色相抵触的全新的劳动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发明并不是女性的要求，而是因企业的需求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只有在需要女性成为劳动力的时候，才将女性招入劳动市场。

非全日制劳动方式的起源并不明确。大概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左右，部分大企业先采取了这种形态，经历了 60 年代后，继而蔓延到其他企业。因此，70 年代之后，政府劳动统计中才出现了“短时间工作雇佣者这一分类项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行政部门都没有掌握短时间工作雇佣者的实际情况，甚至连它的存在都不得而知。非全日制劳动者没有被视作为正式的雇佣者，他们不仅没有雇佣合约和社会保险，甚至都不是最低工资制的适用对象。到 60 年代初期，女性雇佣劳动的普遍形态（不知何时起，除了家务劳动，女性还得从事雇佣劳动！）仍旧还是副业。工场手工业之前的、恶劣的家庭内部雇佣劳动就是副业。至今，在地区新闻的“求职”栏里仍刊登着“寻找能够在家办公的工作”的启事 [*] 。企业转向承包，而承包则更多的依存于副业。副业，也就是进入家庭之中的工作，它意味着家庭是工厂的终端。副业逐渐被非全日制劳动取代后，女性们不再从事副业，转而走出了家庭成为非全日制劳动者。并且与副业相比，非全日制劳动的时薪还相对较高。“短时间工作雇佣者”的人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尾声时有 216 万人，在所有雇佣者中占 6.7%。而在女性雇佣者之中，“短时间工作雇佣者”就有 12.2%。之后，经过 70 年代，这个数字仍持续增加，到了 1985 年，在女性雇佣者中，这个数字达到了 22.0%。也就是说，每 5 位女性劳动者中就有一个人是非全日制劳动者，她们中的多数都是有配偶的女性劳动者。这样一来，在社会上，非全日制的家庭主妇劳动者就成了日本劳动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每每看到有处于育儿期女性寻找“柱家就能办公的工作”时，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她们因为再生产劳动而被禁锢于家中，但即便如此，她们也不厲于能够专注育儿工作的经济阶层。并且那些为了再生产劳动而”能够在家”的工作，其工作条件都处于标准条件之下。女性以“在家工作”这一条件被迫接受了低于劳动再生产成本的雇佣劳动。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我之前已经论述过，历经战后复兴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后，日本的资本主义面临着慢性型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高等教育的普及加速了这种劳动力短缺。在 1960 年，即经济高速发展的元年，这一年日本的高中入学率，男性为 59.6%，而女性则为 55.9%。 而高中入学率在 1980 年时，男性为 93.1%，女性则为 95.4%，这近乎达到了“全民教育”的水平。而劳动市场中缺少的并不是管理部门以及决策部门，它缺少的是年轻人、单身者以及低学历的人群，也就是学历水平为初中毕业的劳动者，他们从事的是低薪酬、非熟练、单纯辅助型和不稳定雇佣的底层部门职业。那时初中毕业的劳动者被称为“金蛋”，而他们所在的部门之中，劳动力的补充却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部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本的资本主义有以下几种选择。

第一，自动化。技术革新和不断进行的设备投资的确显著提高了工厂的劳动生产效率并且大幅缩减了在生产一线工作的人数。在机器化大工厂广阔的区域中，常见到以下这样的画面：仅靠着零星的几个人来控制着电脑并指挥无人操作自动运转的传送带。就连制造厂中在生产一线工作的人数也在明显减少，工厂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由“金字塔型”转变为管理部门相对增多的头重脚轻的“钻石型”。

但针对自动化也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在自动化也无法替代的面向客户的服务部门中，仍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对此，资本主义能够采取的选项是：1. 已婚女性；2. 老年人 [*] 3. 通过移民劳动力来填补，而日本的资本主义没有采用移民这种做法。

[*] 柏木博在《微型乌托邦的家庭》（1988）中指出，退休制度是一种通过将劳动者强制归人“老人”的范畴而使得他们被边缘化的一种手段。

除日本以外的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都采用了第三种选项，而只有日本没有采用这一项措施。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主要依靠包括黑人奴隶在内的移民劳动力，而欧洲则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成立，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欧洲共同体内部面临着南北问题，大量劳动力从南部各国流向北部富裕的德国。希腊人、土耳其人等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德语不熟练，受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就职的正是劳动市场中处于最底层的生产一线部门以及服务业部门。这些移民劳动者居住在城市，引起了贫民窟、贫困、犯罪，以及卖淫等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福利的负担成本也不容乐观。并且在工作岗位上，他们与下层的德国人之间竞争频发。贫穷阶层的德国人对他们产生的怨恨和敌意很容易就发展成种族主义。近年来，在德国能看到新纳粹主义的抬头，这就是源于下层中产阶级德国人对移民劳动者的敌意和反感。除此之外，更不必说延续至今的美国的种族歧视了。

如果日本也选择对劳动市场“敞开国门”，那会怎样呢？亚洲的“南北问题”将会使大量的劳动力一举从南部各国涌入日本吧。日本到现在依然采取严格的出入境管理法，但通过偷渡、非法签证入境的外来务工现象仍然存在。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的“南北问题”表现为大量农民“进城离村”的现象。恐怕现在应该会有许多亚洲人涌向“亚洲的东京”一日本吧。我们先不说德国的例子，光是日本，城市居住问题、贫困、犯罪等城市问题都随处可见。除此之外，还有排他的国民性这一问题。先不说归国子女问题和遗华日本人的问题，日本政府的高官也许会担心恐怖主义和严重的种族歧视的肆意横行。因此他们选择了对劳动市场“封锁国门”，死守最后一道防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出入境管理法”。即使面临难民接收问题，无论国际舆论压力多大，日本政府都甘受辱骂而固守着“封锁国门”的现状。长期以来，来自内外的“敞开国门”的舆论压力使得商品市场几乎全线败北，可以说，日本现在除了仅留大米供销这方”圣地”外，其他领域几乎都实现了自由化。但是对劳动市场“敞开国门”则很难实现。日本的资本家们一定知道，相对于引入移民劳动力获取的利益而言，他们需要为移民支付的成本更高。

但即便如此，日本资本主义也没有放弃利用亚洲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没有选择将移民劳动力引入日本，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利用外国人劳动力，也就是在他们的居住地进行就地利用。这是通过合并企业以及多国籍企业在当地进行生产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企业成功地实现了它的诡计：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同时，还能逃避支付处理工业废物这种公害的成本并可以仅仅获得商品。日本资本主义所采取的这种选项，真可谓是将成本降至最低并使利益实现最大化的“合理性”选择。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无法依靠移民劳动力的国内劳动力市场将目光投向了女性和老年人。而家庭主妇同时兼具了女性以及中老年这两个（不利）条件。她们作为中途被录用、担负着家庭责任的、不熟练的劳动者，带着所有的不利条件进入了劳动市场，成为了低工资、单纯辅助型以及不稳定的雇佣劳动者。

家庭主妇转变为劳动者，我们可以将这种转变称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被称为是第一次妥协，其中丈夫是百分之一百的生产者，妻子是百分之一百的再生产者，并且二者形成了专职家庭主妇的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如此一来，在第二次妥协中，确立了“家庭主妇劳动者”这种角色双重化的“新性别角色分工”[*] 也就是女性不仅是雇佣劳动者还是家务劳动者，此时她们既是非全日制家庭主妇，又是非全日制劳动者。对资本主义而言，“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发明实为上策。劳动市场需要处于其边界外部的“劳动力预备军”（如果没有她们，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机制将无法运作），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使得劳动力供给后方的农村自行解体，资本主义已经无法再依靠农村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非嫡长子的次子和三男。日本的资本主义曾经是依靠农家的次子和三男外出务工来支撑的，也就是说，日本资本主义是由这些单身劳动力而支撑起来的。日本的工业化并没有像英国一样，发生因圈地而使农民弃农并移居城市等问题。在日本农村中，仍然是由长子单独继承土地、驻守家园，而这使得次子和三男远离了土地，不得不进入城市工作。农村的“叔伯”原本仿佛是家族奴隶一般在乡村被埋没，而工业化给这些人群提供了经济独立的机会。神岛二郎将这种变化称为“单身型近代化”。出身农村的人曾是经济萧条时期的保险阀，他们是“劳动力预备军”。因为对于外出务工的单身者而言，他们拥有回归农田的出路，即便在城市失业了，也有能回去的地方。即使他们没有货币收入，也不会苦于生计。这是因为在农村他们依旧拥有着实物经济。

[*] 源于樋口惠子精彩的命名 [樋口等，1985]。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都曾是劳动市场的“外部”。随着农村作为”外部”被蚕食殆尽，家庭又作为新的“外部”粉墨登场了。如此一来，“家庭萧条缓冲论”出现了，这取代了经济学家所谓的“农村萧条缓冲论”。身为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妻子们即便失业也有可以回归家庭这一选择。1985 年在“格力高森永事件”中受到“怪人二十一面相”威胁的森永制果公司临时命令“打工的阿姨们”暂时回家休息，而她们就只能听从公司的命令。

据报道，她们平均一天工作 4 个小时，每个月工作 20 天左右，当时每月的收入为 4 万到 5 万日元。当然，这些钱连女性一个人的生计都无法维持。她们把这些钱用在了什么地方呢？某位女性说道，当没有了那四五万日元收入的时候，这部分本应负担房贷的钱由家庭开销来填补，生活就变得越发艰难了。另外，其他女性也表示道，她们为此不得不停掉孩子的兴趣班。

对家庭主妇劳动者而言，最首要的就是找一份有收入的工作，而那些收入却不是为了女性的经济独立。女性的收入与其说是用在自己身上，还不如说就是为了补贴家用。“补贴家用型收入”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分配形式，它针对那些需要收入而进入劳动市场的家庭主妇劳动者，它也是资本主义保留父权制的一种方式。非全日制劳动与补贴家用型收入的结合看似对女性和资本主义双方而言利害相同。但实际上，利害关系相同的并不是资本主义与女性，而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下的女性）。

一般而言，女性的独立收入会威胁到父权制。女性的劳动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中与在家庭外部生产方式之中，两者的存在方式有所不同。在父权制下的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中，女性的（家庭内部）劳动贡献由经营体的父权所占有。而在市场化的劳动领域中，工资并不是支付给她的丈夫、她的父亲的，而是支付给她本人的。也就是说，她的劳动贡献变成了肉眼可见之物。从历史来看，女性其实一直都在劳动，而当她们的劳动由家庭内部劳动转为雇佣劳动，这使得家庭这一单位，甚至个人（这也意味着无法再划分）这一单位都出现了划分的可能。

当女性的收入达到了足以让她们脱离父权制并独立生存的额度时，这种问题才会出现。实际上，大多数有配偶的女性劳动者，她们的家用补贴贡献率都未能达到 25%。在 1960 年，工薪家庭中妻子的家用补贴贡献率微乎其微，仅为 2.3%。但到了 1981 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 12%，但是，这里出现了扣除抚养费用的上限金额，也就是 1990 年出现的“百万日元大关”[*] 。

[*] 这里指被抚养者年收入达 100 万日元以上需要上缴所得税。——译者注

妻子的家用补贴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吗？是的，的确不可或缺。如今妻子的家用补贴收入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了。因为妻子的收入并不是仅仅用在自己的身上。相较丈夫的钱包，妻子的钱包几乎与家用的钱包划了等号。妻子的补贴家用收入算在家庭收入之内，决定了家庭收入的状况。如此一来，家庭支出一旦增加，而这时倘若失去了妻子的收入使得家庭收入再次减少的话，对家庭而言恐怕会极为困难。

即便家庭收入增加，也不是说生活状况就富余了。许多妻子诉苦道，如果自己没有收入的话，生活将无法维持下去。整个收入分配结构已经无法保证仅靠男性一个人的单独收入 （single income） 就能养活全家了。双份收入型 （double income）家庭最开始就依靠着妻子补贴家用的收入，而这种收入最终成了可以决定家庭收入状况的因素之一，这样的家庭现在逐渐成为多数。

妻子的补贴家用收入主要用于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和购房后偿还房贷的任务。在森永公司做着非全职工作的女性告诉我们，倘若自己失去这份工作，她抱怨的也就是以上这两件事。依照“家庭萧条缓冲论”的说法，有些人认为“只要不奢侈”，仅靠丈夫的工资就足以生活。但是，要负担孩子的课外教育费，长远来看，还要让他们升入较好的学校，并且还需要负担一直到退休才能还完的房贷，最后手头仅剩下微薄零星的收入，这能称为“奢侈”吗？所谓“大家都是中等家庭”，这种与其他家庭别无两样的生活水平，是由妻子补贴家用收入而实现的。

女性的双重角色

由于雇佣劳动，妻子对于家庭生计的（可见的）贡献影响到了丈夫与妻子的上下关系，并且使父权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倒退。然而，它以一种更巧妙的形式补充了父权制，并强化了性统治。这是由于在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下女性成为家务劳动者，而在“新的性别角色分工”下，女性既是雇佣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她们扮演着“双重角色”（dualrole）。并且，家庭主妇虽然成了雇佣劳动者，但她们作为家庭主妇的”家庭责任”丝毫不会减少。女性背负着百分之百的家庭责任（家务、育儿劳动），同时她们还要外出工作 [*] 。女性的“双重角色”，意味着“双重负担”（dualburden）。这意味着，女性作为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着剥削，她们同时又作为家务劳动者在父权制下遭受着剥削。而在家庭之中，丈夫对妻子的家务劳动袖手旁观；在职场上，这些男性对于女性劳动者（她们与那些在家庭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妻子一样）而言，则是支付她们低廉薪水的上司。在此基础上，丈夫还享受着妻子赚来的用来填补家庭生计的收入成果。

[*] “妻子在丈夫的许可下”从事劳动，然而丈夫允许妻子从事劳动的条件通常是“不要给家庭（丈夫和孩子）添麻烦”。也就是说，“丈夫的逻辑”便是，妻子需要像往常一样负担家务的责任，只要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妻子外出工作便是“自由”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妻子自由”的行使受益的则是丈夫。这是因为，他们的家务劳动负担为零，但通过妻子填补家庭生计的收人，使他们的生活着实富裕了。

社会学的角色理论认为，职业女性与家庭女性的“双重角色”是“角色冲突”的根源之所在。“工作还是家庭”这种二选一的窘境正体现了其中的冲突。同时，这种冲突又与女性解放语境下的“自立还是依靠他人”的问题遥相呼应。然而，我需要再次重复下面的话：只要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互相抵触，换言之，只要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互相矛盾，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通过新与旧的性别角色分工，作为百分之百再生产者的女性，她们的家庭责任并不会消失。然而，按照她们的生命周期，再生产劳动的强度已经有所改变，或者说，再生产劳动的实质已有所改变。

在生命周期的第三期，处于后育儿期的女性与处于哺乳期的女性相比，她们的再生产劳动急剧减少。再生产劳动负担减少的部分则由生产劳动的负担来填补。然而女性无法变为百分之百的生产者。非全日制的从业形式（部分生产者！），这是与生命周期第三期相对应的劳动形式，也是使得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不互相抵触的、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达成的妥协形式。

但这种说法似乎仍然不正确。在生命周期第三期，不仅是再生产劳动的数量会有所变化，其实质也会有所改变。儿童在从第一次社会化走向第二次社会化的过程中，教育代替了养育。换尿布、喂奶这种生理性的养育责任，会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大幅减少。而与此相应的教育责任则会变得格外重大。并且，教育的成本主要是货币成本。母亲的养育责任的确是逐渐减轻了，但减轻的负担会变为一种外部化的再生产劳动——就是教育，这时，母亲就不得不用金钱来购买教育了。

家庭主妇的角色和职业女性的角色这两种“双重角色”之所以没有产生冲突，是因为“新的性别角色分工”成了维持父权制的秘密武器。也就是说，在后育儿期，女性进入职场后，无非是为了更好地达成“妻子-母亲”这一角色而已 [Sokoloff，1980] [*] 。

[*] 索克勒夫成功地识破了这个诡计。

如此一来，女性就成了作为”妻子-母亲”的劳动者。这并不符合恩格斯所提出的假说——女性转化为劳动者则能撼动父权制。家庭主妇劳动者不但没有与“妻子一母亲”这一角色产生冲突，反而成了成为“妻子一母亲”这一角色的新条件。这种悖论的辩证法正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新的妥协形式 [*1] 。这就是让女性成为非全日制劳动者或非全日制的家庭主妇 [*2] ，也就是让她们成为部分生产者部分再生产者。通过给予女性这种新的身份认同，她们陷入了“工作还是家庭”的二选一的窘境，所以说，这种身份认同只不过解决了表面上的问题而已。

[*1] 在我所教的女学生之中，当听到“家务劳动”一词时，她们中甚至有人认为其包括了“外出工作”。按照她们的理论，依靠外岀工作所得的薪金，能够为孩子“购买”到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这也是“母亲的职责”之一。对“家务劳动”现实的认知如今竟有如此大的改变。

[*2] 非全 13 制劳动者 （part-timeworker） 同时又是非全日制的家庭主妇 （part-timehousewife），关于这一卓见，可以参考女权主义者的盟友一丽贝卡 · 詹尼森 （RebeccaJennison） 的评论。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双方都是有利的。这是因为它代替了完全的生产者亦或是完全的再生产者这种二选一的选择，转化为了一种貌似和谐的解决方式，即”部分生产者部分再生产者”，而这种变化只发生在女性之中。

第一，对资本主义而言，女性是部分生产者，也就是她们作为不完全的生产者进入劳动市场。在劳动市场中，中老年家庭主妇劳动者从一开始便放弃了竞争，她们作为二流劳动者忍受着恶劣的待遇，作为心甘情愿的、经济实惠的、顺从的劳动者被压价购买，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并且她们获取的用于家庭生计的辅助收入贝 1 在“扩大内需”的名义下提供了消费市场，可以说，她们甚至还是消费市场的老主顾。

第二，在父权制下，男性仍依赖着部分再生产者的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他们只是盘腿享受着无偿劳动。女性成了部分生产者，而男性却没有成为部分再生产者，可以说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从部分生产者到部分再生产者，这种变化只要不发生在男性身上，那么以无偿再生产劳动为物质基础的压迫女性便不会消失。

而且，只要女性仍然是部分再生产者，这就为那些认为女性只能成为部分生产者的人提供了借口。在劳动市场中，作为部分生产者的家庭主妇劳动者被给予薪金低廉的职位，并且正因如此，她们的收入只够补贴家庭生计。如此一来，作为家长的男性，他们的权威便更稳如泰山了。女性的部分生产者化与部分再生产者化，就是机制互相强化的、在“新的性别角色分工”下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

女性成为部分再生产者，这意味着无偿再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在教育的名义下成为“有偿的劳动”。女性的部分再生产者化减轻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吗？从表面上看，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最终却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这是因为，承担着教育这种“有偿再生产劳动”成本的正是女性。

父权制资本主义需要从女性手中剥夺一部分再生产劳动使得女性变成部分再生产者。而依靠高科技的高度资本主义则需要受教育的劳动者。初期产业制下的技术革新把熟练劳动者替换为不熟练劳动者。与此相反，第三次科技革命只需要智慧的劳动者。而这种“受教育劳动者”的教育费用无非是由女性来负担的（本应由受益者负担！），这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阴谋。

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

英国同当下的日本一样，也在经历着产业结构的转换。然而，英国又与日本不同，英国采取应对措施的时机相对较晚，又错过了转换期产业部门的衰落，产业结构的转化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之中又会带来不平衡的影响，而英国比日本更容易受到这种好坏参半的影响。另外，在各个发达国家之中，女性劳动力化的比率从年龄、阶级构成上看，英国与日本最为相近。

有许多学者都已指出，过去的十年间，处于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困境中的英国社会“男性失业率急速上升，而在社会各阶层中，女性的雇佣却有所上升”[Mitchel，1986；Beechy，1987]。而这种雇佣集中在中老年以及已婚女性的年龄层上。而年轻未婚女性，包括丧偶离婚的独身女性的失业率反倒有所上升。米歇尔 （Mitchel）就曾经介绍过这一现象，某位著名经济学家在面向高中毕业生的演讲中说道：“找到工作的不是你们，是你们的母亲吧。”这些中老年、已婚女性的就业情况在职业种类上主要集中在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各个部门，而她们的劳动形态则为非全日制、弹性工作制。尽管大多数非熟练部门的职位薪酬低廉并且雇佣极其不稳定。

而且更具讽刺的是，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市场，却导致了女性失业率的上升。这是因为尽管“家庭主妇并不把自己当作失业者“，但随着雇佣机会的增加，潜在求职的家庭主妇数量急速增加。

在 1974 年到 1977 年之间，比起面向女性设置的职位数量，求职女性数量上升的速度更快。[Bruegel，1982：280]

在这期间所设置的“面向女性”的工作大多数都是烹饪、护理、保育、教育等“女性在家中所从事的工作”。但在这段时间中，虽然也有女性寻求一份全职工作，但公共部门所设置的社会劳动者等各种职位主要还是非全日制式的 [上野：1987a]。比彻认为，其原因在于它们是“女人的工作”（woman's work）[Beechy，1987：163]。勃鲁盖尔 （Bruegel）“不稳定且季节性”的服务劳动看作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他列举了如在学校食堂烹饪这样的职位。勃鲁盖尔指出，正因为它是女人的工作，所以无法成为“稳定的、持续的工作”，而正是由于它无法成为稳定的工作，所以它只能是“女人的工作”[Bruegel，1982：278]。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女性大量被“边缘劳动力化”（marginalization of women's labour） 的现象。这样就形成了进出于劳动力边缘地带的女性“劳动力预备军”。

女性“劳动力预备军”这一说法，是从家务劳动论争发展到女性的”双重劳动”论说过程中的成果之一。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劳动力预备军是“对资本而言不仅是有利的且是必不可少的”[Walby，1986：75]。这种劳动力预备军不仅有女性也包括了男性。布雷弗曼指出，“成为劳动力预备军的男性与女性，他们在数量上都在不断增加”[Braverman，1974]。亨弗里斯 （JaneHumphries）谈道，”劳动力预备军的形成，不单单是一种循环，而是（在资本主义之下）一种永久性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女性逐渐变成了雇佣劳动者”。[Humphries，1983；Walby，1986 收录：79，括号内为引用者所加] 而这种劳动力（无论男女）的边缘化正好呼应了沃尔霍夫 （Claudia von Werlhof）所提出的劳动力的世界性“家庭主妇化”（housewifization）。于是，被驱逐至边缘劳动地带的女性与同样处于劳动边缘地带的男性一移民、失业者、第三世界的劳动者之间呈现出宜接的竞争关系 [上野，1987b]。

布雷弗曼谈道：

男性与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了劳动力预备军的队伍。男性是通过离开雇佣劳动，而女性则是通过参与雇佣劳动。[Braverman，1974，Walby，1986 收录：79]

与此相同的是，“劳动力预备军”是最容易因经济萧条而受到影响的“一次性”（disposable） 劳动力。而基于这种假说，则衍生出了以下悖论。

经济萧条对女性雇佣机会的影响力是远超过单纯的劳动力预备军假说的，它是更加错综复杂的问题。1971 年到 1981 年是制造业周期性的经济变动期，在这一期间的女性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不仅如此，至少在 70 年代中叶时，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有服务部门，女性的雇佣机会都呈现整体性的上升。[Ruberty&Tarling，1982; Beechy，1987 收录：99]

不仅是劳动力预备军的“一次性”假说，20 世纪 70 年代在经济萧条的英国，女性雇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上升，这是否就印证了“一次性”假说应该被我们废弃呢？然而，如果考虑到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劳动力的整体“边缘化”问题，那么这一过程中也就不存在什么矛盾了。70 年代时，英国涌现了大量失业者，他们是男性和单身女性，并且主要是全职劳动者。也就是说，经济不景气使得正规的全职劳动者所处的环境更加艰难，他们被非全日制劳动者所替代了。

正如布雷弗曼所言，”男性是通过离开雇佣劳动，女性则是通过参与雇佣劳动”，二者共同形成了劳动力预备军，而在男女双方的劳动力边缘化这一问题上，二者开始的时期是一致的。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萧条的雇佣研究也同样证明了上述倾向。在美国 1930 年前后的大萧条时期中，“失去职位的男性比女性还要多”[Milkman，1976]。在经济萧条时期，劳动力的边缘化问题更加严峻。如此一来，更加适合边缘劳动的女性存留了下来，她们替代了失业的家长劳动者，获得了赚取“零用钱”（pin-money） 的机会。

比彻指出，在 1974 年到 1975 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中，经合组织 （OECD） 各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Beechy，1986：78]，而日本也并非例外。

日本产业结构的转换十分原人，废弃产业中的失业者迅速被新兴行业部门所吸收，因此，日本没有经历像英美那样的严峻的失业率上升期。然而，衰落行业与新兴行业的产业部门间落差很大。其中，特别遭受打击的人群主要为职业转换艰难的、熟练部门的中老年男性劳动者。青年人在职业转换上相对容易，因此很快被成长中的产业部门所吸收。而这种现象与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英国失业率最高的反而是青年人。然而，即使在新兴产业中，处于不定期或自由契约的不稳定雇佣形式中的男性劳动者也在逐渐增多。而女性劳动者的增长主要在非全日制和弹性工作制方面，也就是“边缘的”雇佣机会 [*] 。不仅如此，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在离婚后，作为非全日制、派遣劳动者进入了“二次劳动市场”（secondary labour market），而这种再进入职场的压力也比以前更大。

[*] 比彻批判道：公共部门以这些是”女人的工作”为由，率先制造了护理、保育、烹饪等不稳定的非全日制雇佣机会。从这点上来说，政府和自治区在女性歧视问题上应当承担责任。

所以，正如加迪纳 （Gardiner）和史密斯 （Smith） 所说的那样：

女性逐渐得到更多的雇佣机会，但雇佣这一领域丝毫没有改变男女的不平等 [Gardiner&Smith，1982;Beechy，1982 收录：100] 。

在当今的日本，男女同工不同酬直到 1978 年才显示出了缩小的倾向，但随后又再次扩大。1978 年，倘若将男性的收入看作是 100，女性的薪金则为 56.2。而到了 1981 年，女性的薪金又减少到了 53.3，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差异逐渐增大。在这期间，女性雇佣机会虽然显著提升，但有数据显示，女性参与雇佣劳动（只要女性与男性不处于同一条件下）对丝毫没有消解男女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女性劳动力边缘化的原因在于：

已婚女性有家庭这一独自的天地，即便被生产所排除，她们也可以回归家庭。而社会福利又没有必要关照她们的存在，同时她们的消失也不会（只要不是自己注册在案）反映在失业率上。 [Beechy，1987:57]

支撑女性边缘化的是家庭。女性的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紧密相关。女性是再生产者，所以她们作为生产者是次等的，而正因为她们是次等的生产者，所以她们被称为再生产者。如此一来，女性被禁锢在家庭领域之中，以及女性劳动力的边缘化，二者共同制造了女性的“双重分离区”（double ghetto）[Armstrong&Armstrong，1978：201]。

80 年代的改革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双循环型、家庭生计辅助型、非全日制雇佣的劳动形式，即工作至结婚，以结婚或生育为契机暂时退职，而进入后育儿期时又再次回归职场，这种情况发生在日本大多数的女性之中。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后，仅仅过了二十年这种变化就显现出来了，不得不说时代变化的速度比我们料想的更快。

1980 年，在哥本哈根，日本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5 年该条约得到国会批准，同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废除了劳动标准法中保护女性的规定。在“均等法元年”的 1986 年之后，女性所处的职场环境，伴随着各种抵抗也在逐渐发生改变。这些事件出现的背景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日本政府所做出的政治选择中，包含着如何改革生产和再生产问题的洞察和判断。简单来说，所有男性都是生产者而所有女性都是再生产者这种“近代的假设”已经结束了。在“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下，男性都可以成为生产者，而女性都可以成为再生产者（或者只能成为再生产者）。只要该结果成立，那么“近代”便也可以被称为平等的时代，让男性成为生产者，让女性成为再生产者，这是使得男女双方平等化的时代。而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则是“近代型”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构再次动摇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