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解放

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如果不知道谁、从何、如何解放，那么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和愤怒所产生的动力就会迷失方向。

在诸类阐述女性受压迫的女权主义解放理论中，可以说有且仅有以下三个方向：

•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
• 激进女权主义
•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上野，1984：246]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个方向，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反论或修正的基础上。女性解放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因为基本上只有马克思主义阐明了（近代）工业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今后的解放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为解析歧视和压抑结构理论提供了阶级统治这一变量。它指出，压迫女性是阶级统治的因变量，那么反抗作为现今阶级统治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单是解放女性的斗争，更是所有无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战役。所以，如果阶级统治消亡的话，女性解放也自不必说了。

然而，对女性而言，无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她们都曾被承诺给予“自由”和“平等”，最终却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虽然革命承诺了“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除了“身份”和“阶级”的变量之外，女性在与男性相对的“性”这一独立的变量问题中走到了尽头，这些问题的理论化迫在眉睫。

第一个对长久以来指导女性运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提出反论的是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即激进女权主义。

值得玩味的是，女性解放运动初期的旗手无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席卷世界的学生运动的产物，即“被倒戈的女性社会主义者”。英国的希拉 · 罗博瑟姆 [Rowbotham，1973] 就是这样的人。又如在法国，借着 1968 年“五月风暴”的高涨，出现了要求堕胎权的呼声。而在日本，1970 年首次召开了女性解放运动大会。60 年代末，学生运动的波浪趋于平静之后，激进女权主义才打响了第一枪。从此，对新左派运动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的揭露和批判相继出现。

激进女权主义主要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女性解放理论中，北美文化圈兴起了精神分析学的思潮，但这一理由不足以解释弗洛伊德为何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都是阐明近代社会的压抑结构的社会理论。有一种说法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与社会无关，仅仅是“心理学”的理论，对这种误解我们需要重新解释。“俄狄浦斯情结”并非借希腊神话之名阐述漫无边际的游思妄想，而是“子为父的物语”，是通过神话实现男孩与父亲同一化的机制。从女性角度来看，这种理论意味着女孩通过“阴茎羡慕”将自己的劣等性内化，并被编入“性统治”之下的这一过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是人如何成为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的物语，也就是与“家庭”这一制度再生产机制相关的理论。而这个“家庭”制度，则呈现出“父权制”（patriarcy）这一历史形态，它是由性和世代之间的压抑性的不平等组成的。

弗洛伊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反抗压迫争取解放，而弗洛伊德理论则重在适应压抑——精神分析医生将此称为“治疗”。诚然，弗洛伊德的理论解析了家庭是一种压抑结构。但是，如果有被压迫者意欲从压迫中寻求解放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病症的话，精神分析医生则会称她们为”患者”，致力于先将其从压抑结构中救出，而后以“治疗”为名使其再次适应压抑。从这个层面看来，弗洛伊德理论可以说是解析压抑结构的理论，却不是解放理论。

要使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为“解放的理论”，需要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修正。赖希、马尔库塞 [*] 等弗洛伊德左派人士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再阐释和误读。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女权主义者们，为了将弗洛伊德学说用于女权主义思想，认为“弗洛伊德理论应将其反女权主义思想的痕迹全部抹去” [ Kuhn&Wolpe，1978：日译本 17 页 ]，如朱丽叶 · 米切尔提出的那样。

[*] “五月风暴”的涂鸦标语中，“对我来说性高潮才是革命”一语鼎鼎有名，它把政治革命和性革命的“解放”同等对待。德国学生运动的战士一诺曼 · 布期也受到了马尔库塞的影响。然而其理论依然是“男人的性解放”，而非“女人的性解放”，对此女权主义者表示不满。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通过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控诉，最终想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能触及的“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及其压抑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在对近代工业社会的压抑结构的解析上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分析能力，但在“市场”所涉及的领域内，其展现却极为有限。如果把“市场”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除了 “市场”就没有“社会”了。事实上，在“市场”之外，还有市场原理并没有涉及的叫作“家庭”的领域，那里也有劳动力的供给。近代将社会领域（social sphere）分为公/私领域，关于私领域的研究在“自然”和“本能”的名义下则无人问津。比如父、母、孩子三个成员组成的极小的核心家庭，显然也是“社会领域”的问题，而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成功解释了“家庭”这一市场之外的、另一种“社会理论”再生产的机制。

换言之，女权主义借弗洛伊德理论将近代社会领域分割为”市场”和“家庭”，而这种分割以及“市场”和“家庭”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正是近代工业社会中歧视女性的根源。

关于阶级统治的理论，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关于性统治的理论，我们也并不缺少，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激进女权主义者热衷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把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合起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依然是 20 世纪思想界的两大巨匠，我们始终没有走出他们的思想范畴。

市场及其“外部”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发现了在“市场”之外，还有叫作”家庭”的社会领域。

他们指出，“市场”覆盖了社会全部领域的这个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并且明确了“市场”有其局限，以及“市场”之外即“外部”的存在。 “市场”的局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市场”论述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认为，“市场”支配能覆盖社会全部领域。

激进女权主义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s），这带给我们许多启迪。”市场”的局限同样也是”近代”的局限。反主流文化运动以批判近代思想而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展开，“市场”之外即“外部”的存在得到了证明，这也昭示了“市场”的尽头。

他们在“市场”的外部发现了“自然”和“家庭”这两个领域。“市场”不是封闭的，其实质是开放的，例如近代经济学曾一直认为“市场”是封闭的，一切只不过是在“市场”内部进行的交换游戏。然而只要是体制，就一定存在与之相关的外在“环境”。同理，“市场”这一体制一直不间断地从“自然”和“家庭”这两个外在环境中进行着对“人”和“物”的“投入”（input）与“产出”（output）。

图 1

“市场”从“自然”这一环境中获得资源和能源而随之产出工业废物。这里说的“环境”（“自然”）就如同黑匣子，我们无法直观地看到其中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自然环境”中的能源和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处理污水废气等废物的自净能力更是无限大的。但是，日本在经历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并最终实现工业化后，无论是从环境到市场的“投入”还是“产出”都显示出了环境的极限。“投入”表现为资源和能源的紧缺，这就是 1973 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它唤醒了日本经济增长的美梦。而“产出”则具体表现为水俣病，工业废物造成的环境公害如梦魇般令人颤栗。这些事例无不向我们传达出了自然环境自净能力的极限。

女权主义者们所发现的“市场”之外那个叫作“家庭”的外在环境，居然跟“自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自然”与“市场”的关系，和“家庭”与“市场”的关系逻辑相似。首先，“家庭”以。“人类的自然”——性为基础。“市场”从“家庭”将“人”这种资源作为劳动力进行“投入”的同时，将那些无法成为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当作“工业废物”“产出”。对“市场”而言，“人”不过是劳动力资源罢了，而只有健康的成年男性才是有价值的“人”。如果说成年男性是军事工业型社会的“现役兵”的话，那么在社会其他成员中，儿童则是“后备军”，“老人”则是“退伍兵”，病人及残疾人就是“伤残兵”。作为二等公民的女性则是辅助照料他们的“非人”。她们同样在“市场”之外，被抛弃到“家庭”这个领域 [图 2] 。只有健康的成年男性才被视为“人”（man）。在这样的近代思想中，儿童就是“人之前”，老人是“人之后”，而女性则是“人之外”的存在。近代资本主义对“人”这一词的定义，就是在创造“非人”并将其排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图 2

但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涌现的家庭问题揭示了以下问题。那就是，家庭中“投入”一方即被作为资源的“人”（劳动力）的供给不是无偿的，且“人”不会自发工作。而在“产出”一方，接收“废物”的容量是有限的。支撑“市场”外部——”家庭”的成本重压几乎都落在女性的肩上，对此她们叫苦不迭，提出了抗议。

“自然”和“家庭”的分崩离析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人”和“物”的生产过程中，“市场”体制究竟支付给了我们什么（没有给我们什么）。“市场”的“外部”有“自然”和“家庭”，“市场”只有依存这样的“外部”才得以存在，为了维持这些“外部”环境，我们必须要付出成本。这些就是“市场”教给我们的。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建立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把女性解放划归为社会主义革命，激进女权主义则把性革命作为重中之重。它们背后的理论实际上分别是阶级统治一元论和性统治一元论。马克思主义将近代工业社会中阶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与此相同，女权主义者将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中所产生的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为“（近代）父权制”（patriachy）。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并非是从阶级统治一元论和性统治一元论出发的。它认为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并不能择其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女权主义反省了过激的性统治一元论，转而把目光投向社会领域中“市场”和“家庭”的划分方法上，并认为这种分法本身就存在问题。女权主义以此为出发点，想要试着找寻“市场”与“家庭”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的立场是，先把阶级统治和性统治分别看作独立的变量，继而解析两者相互关系中所存在的历史固有形态。从这个立场出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固有压迫形态就是“父权制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

（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融合或者扬弃了（旧）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和与其针锋相对的激进女权主义。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既不是以女权主义为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她们的第一身份是女权主义者。若是为了女权主义的话，那么她们会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修改。她们绝不会教条式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像她们这样的行为，绝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女权主义的应用，应该说她们是从女权主义的视角重读了马克思主义。

她们只不过是从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进行了侵犯，并不惜对其修改的一群挑战者，我称她们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上野，1984 ：255]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为了解析我们“此时此刻”生活的社会即“近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压迫女性的结构，承认“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这两种理论的必要性且兼收并用。慎重起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实际远超过女权主义。反过来说，就是女权主义的设问在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所以，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间的相互作用，二者都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可以被归为马克思主义，反之亦然。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要看清其各自理论的范围和极限，只有这样才有谨慎地探寻和建构理论的可能性。

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下面我将论述为什么在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包含近代主义式的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

我在前文写道，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且仅有三个方向”: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此，水田珠枝提出异议并指出我低估了自由主义派女性解放思想。

诚然，在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仍旧存在之时，历史上的女性参政权运动等“男女同权运动”以及废娼运动等“救助运动”也曾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甚至可以说，这些运动与日本社会中作为少数派运动且孤立无援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相比拥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我们也正是因为这些运动、这些女性解放运动先驱的奋斗，才有了这样的光辉历史。

近代女性解放思想的诞生”始于对“女性权利”（women's rights）的拥护，并基于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自然权利——“人权”（human rights）思想之上。如果说“女人也是人”这样的认知让女性解放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女权主义运动就是从近代人权思想中找到其立论之本的。正因如此，近代诞生的“人”的概念既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之源又是其局限之处。

然而，“女性的权利”究竟是解放的思想，还是解放的理论？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主张要求获得”女性的权利”，也就是要实现“公正”。然而并未阐明为何没有实现“公正”这一社会机制。在近代社会，为何女性必定会沦为”二等公民”？其“压迫机制”的理论性分析是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所缺乏的。

从原则上来讲，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和“平等”的理论是共通的。那么“人权”的实现却未进一步实现“女权”，这一“非公正”的原因无非在于以下两点：资产阶级革命是保留“封建残余”的“不彻底的革命”或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男性的背叛”。前者意味着”万恶之源”是前近代的“封建残留”，而后者意味着不合情理的“反动”。无论原因为何，女性解放都需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运动。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被视作“封建残余”的日本“家族”制度，其实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而诞生的近代制度 [伊藤：1982；青木：1983] 。众所周知，近代同时衍生出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我们需要阐明的是，原本资产阶级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女性解放都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1925 年，《普通选举法》（竟如此恬不知耻地取名为“普选法”！）的实施使日本 25 岁以上的所有成年男子都获得了选举权，与此同时这也是“剥夺女性选举权的日子”。市川房枝等妇女参政运动的先驱称，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女性而言是“被倒戈的革命”。 水田珠枝论证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从让-雅克 ·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开始，就从内在性上反映了对女性的歧视 [水田：1979] 。这是因为卢梭是“不彻底的思想家”吗？不，“男性的背叛”应当有着必然的理由。如果不能阐明这一问题，而仅仅享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的话，那么就只能沦落于强烈要求“公正”的实现，或是向既得利益者乞求“施舍”。

解放的理论缺乏解放的思想，只能回到启蒙思想或者社会运动实践中去。对于女性解放活动家来说，”性歧视”这种“社会不公正”在野蛮社会蔓延滋生，而允许这种“不公正”的正是“男性的强横”和“女性的愚昧”。“进步的理想”和“落后的现实”，这就是近代主义女权主义者。经常陷入的“女权主义者的进步史观”。而掩埋在“进步的理想”与“落后的现实”之间的正是以“启蒙”为名的、徒劳无功的“西西弗斯式的劳动”。

对于女权主义启蒙者而言，人们落后的思想才是问题所在。而能够改变落后思想的正是启蒙的力量。对于那些经过启蒙和教育仍旧冥顽不灵的人，只得依靠强权政治，也就是说通过运动的力量在政治领域让那些少数分子下台。然而，对于启蒙主义者而言，真理通常是纯粹的。在启蒙主义者看来，连“男女平等”这一纯粹的真理都无法接受之人是“不可理喻”的。对于这种”无可救药”之人，如若真理的力量无法拯救他们，那就只能通过暴力将其阻止——这种想法正如极度反对强奸而可能招致国家集权化，但这其实是与女性运动相悖的。女权主义启蒙主义者所陷入的陷阱在于，她们缺乏对于为何社会无法实现“男女平等”这么“纯粹的真理”的内在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想一直做一名启蒙者，需要不知疲倦的奋斗精神。

女性解放另一面的原动力在于实践性的救助型运动。北美大陆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们继承了实践性志愿活动的优良传统。她们在讲述理论之前，率先设立组建了收容遭受丈夫虐待的妻子的收容所、未婚妈妈的诊所等。她们忙于眼前的活动，“无暇顾及理论”。

近二十年来，各地建立起了强奸援助中心和女性诊所。这些地方都是依靠女权主义者们孜孜不倦的活动才得以建立的。然而，面对那些不断被送来的被殴打的妻子、怀孕的未成年少女，倘若不知晓她们“被侵犯”的内在原因，女权主义者们的援助运动恐怕只会徒劳无功，没有尽头。曾经通过运动而救助弱者的活动家们，将自己放在“加害一被害”这一结构的“旁观者”的位置，建立崇高的女权主义理想，并不断创造理想的高峰。这种缺乏理论的思想，只不过是自身的执念和信仰。

我想再次重申，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缺少理论的思想只会陷入教条主义。宣称女性解放不需要理论的人，会被封闭在反智主义的牢笼之中。

批判近代的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的社会理论从批判近代出发。性歧视存在于“近代”之中。它不仅不是“近代”“不应该有的”或者“不可以有的”思想，相反，它还是组成“近代”内在性的重要因素。它既不是“前近代的残留”，也不是“近代的不彻底”的表现。女权主义正是要解析这种近代性统治的构造。

女权主义虽然是“近代”诞生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相同的近代思潮，但也是建立在对同时期的思想批判之上的。将女权主义和近代主义同等对待之人，只表明了他对此事的不解。下面我将阐述错综复杂的女权主义理论是如何解释“近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