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析的外部

有关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正如杰克 · 韦斯特（Jackie West） 所言：

家庭在阶级分析的外部。［Kuhn Wolpe， 1978: 日译本 206 页］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结构时，将“阶级”概念作为关键，但是“阶级”一词原本是关于生产关系的概念。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划分出了统治阶级和非统治阶级。近代工业社会中，生产资料被称为“资本” 。因而根据是否占有资本衍生出了资本家（资产阶级）和劳动者（无产阶级）之分。劳动者 [*1] 是指由于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得已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的人。围绕劳动力商品，在劳动市场上出现了两类人，即买方与卖方，也就是雇佣方与被雇佣方。市民社会的政治就是这两个阶级围绕生产关系进行的斗争 [*2]。

[*1]：本书作者在不同语境下运用了 “劳动市场”、“劳动力市场”、“劳动”、“劳动力”、“劳动者”等相近术语，我们均按原文用语区别译出。——译者注

[*2]：在市民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还有第三阶级，他们就是自己占有生 产资料的劳动阶级，他们被称为小资产阶级 （Petite Bourgeoisie）。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他们必定会分裂咸为雇佣方或被雇佣方。旧中间阶级向新中间阶级的转变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若新中间阶级占有金融资产的话，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关系就不会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简单了。

但是，那些没有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的人们，如女人、儿童、老 人等又会怎么样呢？对市场而言，他们是隐形（invisible）的存在。他们虽然没有在市场上出现，但在市场的外部，他们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他们被隔离于市场之外，在被称为“家庭”的这个领域里靠男性劳动者扶养。如果说只有出现在“市场”上的人才被视为“市民”（citizen） 的话，那么女人、儿童、老人就不是“市民”。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家庭成员”（被抚养者）[*] 和无产阶级的“家庭成员” 。正如韦斯特所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没有触及“家庭”这领域。

[*] 被抚养者的英语为 “dependant” 。他们是所谓的“附属品”，不能算作独立的个体。

麦克唐纳（McDonough）和哈里森（ Harrison） 在著作中也写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基本上看不到他对女性特有从属地位的分析。”［同上：日译本 38 页］她们认为，当“马克思在呼吁世界各国劳动者团结一致的时候，恐怕也只是在呼吁男性吧” 。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于弗洛伊德所谓的“男权性”以及女性解放的问题毫不关心。对马克思而言，即便存在“无产阶级固有的从属问题”，也不存在“女性固有的从属问题”。“女性固有的从属问题”是属于并可以还原成“无产阶级固有的从属问题”的。正因如此，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女性自然会被解放。

这正是女权主义者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之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是关于市场的精妙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假设市场这个社会领域可以覆盖整个社会空间。但市民社会原本的自我定义就是它覆盖了整个社会空间。马克思只是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们一起，共享了那个市民社会的自我定义而已。马克思无法超越自己所存在的时代。这个“局限”，不仅是马克思的，也是我们共有的。

市场虽然看似就是整个社会领域 [*]， 但实际上它是以“外部”环境为前提，并依存于“外部”环境的。市场这一体制将“外部”变成了看不见的黑匣子。市场按自己的内在逻辑自我 （automatic）运作着。市场不干预“外部”环境，更可以说是不受“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如果市场上某种商品畅销的话，那么自然这种商品就会不断地从“环境”流入市场。这种情况直到供过于求，当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或者利润率下降时才会停止。对市场而言，像“环境”条件会限制供应这类的情况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噪声而已。

[*] 理论上来说，市场拥有把所有“外部”“内部”化的机制，实际上它还有着可怕的自我扩张力。但这并不能否认，市场之外的确有“外部”的存在。无论是在何种市场社会中，“商品”与“非商”（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商品者）间的“界限”一直存在。

劳动市场的问题也同理。劳动市场也必须从“外部”环境筹措调集劳动力资源。马克思也意识到了 “外部”的存在，他写道：

劳动阶级不间断的持续和再生产仍然是资本再生产的永久性条件。资本家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将此依靠于劳动者的自我保存本能和生育本能。[马克思《资本论》岩波文库版，第三卷：112]

“本能”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市场无法进行干预调控的变量。马克思认为，当把劳动力的再生产“委任”于“本能”这一无法定义、不可知的变量之时，当资本家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作为黑匣子放逐于市场“外部”之时，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对家庭的分析。

市场将劳动力的再生产“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628 页）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本能，即本就如此，所以一切有关本能的说法都是无意义的重复赘言，都无法解释说明其含义。马克思之所以主张对劳动力再生产本能“放心”是有其相应理由的。

那个时代的资本家们靠着高失业率和高出生率，丝毫不必担心向劳动市场筹措调集劳动力的问题。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劳动市场始终需要在市场“外部”随时能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潜在劳动预备队。劳动力市场作为现实的劳动力（售出的劳动力=雇佣者）与潜在的劳动力（滞销的劳动力=失业者）之间的界线而产生，它更是流动开放的。与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劳动力只有在被售出时才转化为商品。因此劳动市场的成立也必然需要失业者和劳动预备队。细细斟酌起来，初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其实依附于自给自足的（subsistence）农业经济，其自身就是“外部”经济。这个”外部”经济在经过膨胀最终达到独立的过程中形成了市场经济。在它整个形成的过程中，“外部”经济的“外部”曾是无限大的。

但是，它始终无法跳脱出历史条件。资本家们不仅仅只会一味地将劳动力的再生产“放心地委任于劳动者的本能”。而联邦德国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及与此正相反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都反映了“生育本能”是随时代要求而变的，并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调控的对象。国家的调控，其表面是国家在进行“直接”管理，但毫无疑问这只不过是市场以间接的方式对再生产进行调控而已。“将生育委任于本能”这种行为虽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但这只是以“自由放任”为名的（间接）调控而已。被称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正是在“自由放任”之名下的、由市场机制所进行的间接调控罢了。工业社会中，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再生产领域都处于以”自由放任”为名的同一种调控机制当中 [*]。

[*] 再生产的调控机制表现为婚姻制度。近代结婚恋爱的意识形态是在以“无论与谁” 都可以“自由”地结婚的原理之下，打破了以往陈旧束缚的婚姻制度。但这种“自由”的婚姻市场，究其实质，是与“自由”的商品市场一样的。它通过婚姻对再生产进行自然地调控，只不过是另一种“婚姻制度”罢了。有关婚姻作为再生产的调控手段的内容，我会在后文详细论述。

马克思看穿了 “自由”经济市场的所谓“自由”调控机制的把戏。他在《资本论》中彻底揭露了“自由”的市场是如何通过其机制一步步陷入失业和恐慌的“不自由”的境地中的。但是，马克思却没有同样地看待劳动力再生产领域中的“自由放任”。他把劳动力的再生产看作是人类发展“自然的过程”。

岀乎意料的是，在马克思看来，男女性别分工是男性和女性基于身体差异的“自然”分工。他没把阶级对立、“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的“分工”看作是“自然”的分工，却将性别分工看作为”自然”的分工，并对其置之不理。”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忽略。将某种事态看作“自然”， 就是对其置之不理。马克思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一起共享了“自然”的女性观。

女权主义者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在性别和生育问题上，也 就是由于马克思将家庭看作是”自然的过程”而导致其理论分析没能包含“家庭”这一领域。

但与其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是马克思自身的局限，倒不如说这是市场局限的反映。将家庭置于市场之外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更是市场本身。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作为市场理论，与市场一同共享了市场的局限而已。我们与其强求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涉及之处，倒不如对其理论的高度和局限予以积极的评价。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利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所在。

“市场”和“家庭”：二者的辩证关系

家庭“位于阶级分析之外”并不意味着家庭领域位于阶级统治乃至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外部”，更不意味着自由。二战后的日本，在关于家庭主妇的反复论争中，出现了家庭是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解放区”这一家庭拥护论和家庭主妇赞美论。[上野，1982；松田，1997；武田，1972] [*]。

[*] 近来，出现了加纳实纪代倡导的“从社缘社会大撤退”之说。[加纳，1985]

这一观点对于反市场原理流派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也就是说“家庭”领域对于“市场”领域而言是独立（independent）且不相关的（indifferent），这种观点（或者说笃信）是错误的空想。第一，使市场与家庭分离且加强这种分离的是市场。第二，在市场“外部”的人们正是随着市场的形势被市场排除的。第三，通过市场“外部”的存在，市场本身获得了无法比拟的利益。

女性的确通过进入劳动市场而进入了资本的直接统治，然而即便仍在家庭之中，她们也会受到资本的间接性统治。这里的“间接性”并非指“相对宽松”的统治。“间接性”不过是相对于可视的（visible）而言的隐形的（invisible）统治。她们被剥夺了货币经济之外的可替代的生存（subsistence）选择，而在经济上傍人篱壁，被归入“他人抚养”的权力统治，这岂会是间接统治？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赤裸裸的直接统治。而所谓的“间接”仅仅意味着“从市场角度来看的不可见”。

相反，倘若女性进入市场，她们未必能够被当成“市民”。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和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二者在“女性进入职场才是解放战略”这一点上不谋而合。

女性解放，以全体女性回归公共产业领域为首要前提条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岩波文库版：97]

即便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只要她们无法享有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女性就只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奴隶。比如父母让女儿签订合同契约工作，其工资提前预支给父母。又如，丈夫去妻子的单位并替她领取工资等行为。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说，女性不是享有自己劳动力所有权的自由劳动者。

即便女性获得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里仍旧是不完全的、二流的劳动力。从理论上来讲，市场”内部”是与性无关的，而市场“外部”却并非如此。市场潜伏在与”性”有关的市场”外部”， 即组成家庭的原理之中。它试图榨取性这一变量，男女同工不同酬便是其中一例。

因此，对于女性而言，无论是进入市场“外部”还是”内部”都不意味着解放。这两个方向看似是对立的极端，其实，其前提都在于市场及其“外部”二者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如果市场“外部”并不是脱离市场存在的自由之地，那么市场也不会是独立于“外部”的。也就是说，市场否认其“外部”的存在与市场覆盖整个社会领域的假定都是错误的。同样，市场独立于“外部”， 或者说“外部”独立于市场，两者均是独立且封闭的这一想法也是错误的。市场及其“外部”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马克思所未涉及的市场“外部”，即是女权主义先驱们发现的家庭这一社会领域。家庭承载着市场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功能，是劳动力市场的终端，承担着人的投入和产出。

家庭并非本能地被放置到“自由放任”之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再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中，人们组成再生产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是通过个人的形式，而是以夫妻、父母、亲子、儿女的形式达成的。这种角色是将规范和权威以性和世代的形式不均等地进行分配的权力关系。女权主义者将其称为“父权制”。再生产的制度是贯穿历史而存在的，而近代社会所固有的历史形态是父权制下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小家庭。弗洛伊德称这种一夫一妻小家庭中父权制的性统治机制为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便是由再生产制度与其自身的再生产一起组成的结构 [*]。

[*] 南希 · 霍多罗夫（Nancy Chodorow） 在《母性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Chodorow，1978] 中精彩地解析了通过俄狄浦斯情结，父权制家庭进行再生产的机制。

市场及其“外部”， 即与家庭的关系，用历史名称来解释便是资本主 义和父权制的对应关系，请参照下表。

制度	资本主义	父权制
社会关系	生产关系	再生产关系
社会领域	公	私
统治形态	阶级统治	性统治
历史形态	市场	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小家庭
统筹原理	市场原理	俄狄浦斯情结
社会理论	马克思主文理论	弗洛伊德理论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并不认同阶级统治一元论以及性统治一元论，而是暂且认同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社会领域的并存，并去思考两者之间的“辩证法关系”（dialectic relation）[*] [Sokoloff， 1980]。所谓“辩证法”就是矛盾和调节的辩证方法。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补充的。二者并不是一方伴随着另一方，也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通过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一历史的固有形态，以相互“辩证”的关系而存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称这种近代工业社会的固 有形式为”父权制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

[*] 索科勒夫的著书《金钱与爱情之间》（Between Money and Love ） [ Sokoloff， 1980]， 其副标题为“家务劳动与市场劳动的辩证法”（ “The Dialectics of Women's Homeand Market Work” ）

纳塔利 · J. 索科勒夫（Natalie J.Sokoloff） 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辩证法关系”如下表所示。

	父权制	资本主义
家庭	（1）	（2）
市场	（3）	（4）

比较典型的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关系是市场的机制（4），父权制这一概念揭示了家庭机制（ 1 ）， 有关女性劳动的辩证法式的诸多关系给我们探求家庭中的阶级关系（ 2） 和市场中的父权关系（ 3 ）提供了可能［ Sokoloff， 1980 ：日译本 267 页］。

所以，“在女性劳动的辩证法关系之中，父权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 [*] ）的认识给女性劳动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全面理论”［同上：267-268 ］。

[*] 索克勒夫提出了前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本斯顿（ Benston） 、莫顿 （Morton）、塞科姆 （Seccombe） 米切尔（ Mitchell） 、罗博瑟姆（ Rowbotham） 、达 拉 · 科斯塔（ Dalia Costa）等］与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哈特曼 （Hartmann）. 爱森斯坦（ Eisenstein） 、凯利（ Kelly） 等］的不同［参照 Sokoloff， 1980 ：第四章注（ 3） 及第五章注（ 3 ） ］ 。前期与后期的不同在于，前期主张“有关女性工作方面的理解，直接吸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思想”［同上： 177］ ；而后期主张“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作用，给社会带来了自律性影响”［同上： 238］。

性统治的唯物主义分析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指“对女权主义者的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回 答（Marxist answer to feminist question ） ” [*]［ Seccombe， 1986a ： 190 ］。

[*] 除此之外还有“对女性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Marxist answer to woman question） 这一说法。

女权主义者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性统治的现实，并引入了 “父权制”这一概念。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对于父权制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仍然有效。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父权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统治和压迫，更需要物质依据（materialbasis）的”唯物主义分析” （materialist analysis）。

因此，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因此它并罪是女性摆脱被害妄想症、男性要进行思维转换这种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一社会和经济的统治。由此可知，若想反抗这种压迫，我们只能通过改变物质基础而获得解放。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解放理论的有效性 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有关权力（power） 及其分配，即解析不平等（ inequality） 的理论”[Mackinnon， 1982：2] 。

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并非忠诚地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 承认在性统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并以此作为出发点。

阶级分析并未包含家庭内部的权力不均等的讨论，那是因 为其分析对于性和年龄（权力的分配差异）的问题付之不问。[Macleod Saraga， 1987: 12， 括号内为笔者补充]

女权主义者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性的盲目”（哈特曼）。有趣的是，这一批判并非来自对马克思主义毫不关心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而是来自于一群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人士。行使性统治制度的场所在家庭，而对于家庭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既有其局限性又有其有效性。这是因为近代家庭是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的。近代家庭这一“私”领域并不是先于（precede）[*]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然而正因如此，他们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单纯运用在性统治问题之上，“女权主义必然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 [Delphy， 1980：88 ] 。道菲 （Delphy） 称，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析女性的压迫并无帮助，那么“即便完全舍去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也不会掉一滴眼泪”[Delphy， 1980：88]。

[*] 家庭是否“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即是否认定父权制是个独立的概念这一问题有很大的争议。如果家庭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那么就需要提出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及其独立的分析概念。如果家庭并非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那么产生家庭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元论分析便是可行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这样回答的：即便家庭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分析对象也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即作为“私”领域而分离的“近代家庭”这一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历史形态。

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既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想解析性统治的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materialistic femin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