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统一理论还是二元论

沃尔拜 [Walby，1986] 将历经二十几年由女权主义者发展起来的性统治理论归纳划分为以下五种 [Walby，1986：5] 。

1. 性统治在理论上是无意义的；
2. 将性统治归结于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
3. 将性统治归结于独立的父权制；
4. 性统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的，它是形成资本主义式父权制这一单一机制的（资本主义下的）父权制的产物；
5. 性统治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彼此独立的机制相互作用下的结果。

其中，1 是无视性统治的资本主义阶级分析（教条式马克思主义），2 则是无视阶级分析的性统治分析（激进女权主义），它们都是极端的一元论。一直以来，激进女权主义者批判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也批判激进女权主义，二者对彼此的批判都是指出对方理论中所存在的一元论的局限性。双方的批判虽有妥当之处，但是即便将一种一元论替换成另一种一元论，也只是在重蹈覆辙而已。

在沃尔拜看来，过去的激进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二元对立经过理论的磨合已经有些交错融合了。

在最近的著作中，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更加精炼，现在又分为两类。一种认为由于性统治是资本主义式父权制这一单一机制的产物，所以应该超越有关性统治的二元论。另一种认为性统治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彼此独立的机制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所以二元论应该被保留）。 [Walby，1986:5，括号内为引用者加]

“资本主义（阶级统治）一元论”与“父权制（性统治）一元论”曾经的对垒现如今已变成围绕“资本主义父权制（或称父权制资本主义）统一理论（unitary theory）”与“承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彼此相互独立的二元论”这两种观点的理论之争了。因此，即便将沃尔拜的五种分类最终还原为 2+4（统一理论）与 5（二元论）的二元对立也并没有错。可以将 2 和 4 视为统一理论的变形。

统一理论来自众多的马克思主义阵营，而二元论则在女权主义者之中影响力巨大。由于马克思主义相信全局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受到女权主义的挑战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可以解决性统治的问题。

海蒂 · 哈特曼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不幸的“婚姻”》 [Hartman，1981：2] 中略带焦躁地写道：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婚姻”与英国传统所说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相似。即虽然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是一心同体，但所谓的体是马克思主义。 [Hartman，1981:2]

但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一旦无法再继续无视性统治的问题之时，就开始转为父权制有益于资本主义的论点，即只要父权制对资本主义有益，那么它就有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理由，因而父权制从属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始终都是唯一且至高的决定因素！）。道菲将此称为“家务劳动资本救济论”（domestic-labour-as-saving-capitaltheory）[Delphy，1980：99]。

这种统一理论涵盖范围广泛，其中包括艾里斯 · 杨 （IrisYoung）和帕特 · 阿姆斯状（PatArmstrong） 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而爱森斯坦和巴雷特则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原本是独立形成的，而后才变成相互不可分割的整体。

如果存在本质为父权制下的资本主义，并且这其中存在女性受压迫理论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改变两者的关系，即通过女权主义者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和试图变革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如果像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以及现在仍然存在的事实所呈现的一样，资本的核心是将女性（劳动）边缘化并作为二次劳动力使用的话，那么此时同社会中存在的女性受压迫及其边缘化问题的斗争就变成了针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斗争。[Young，1981:64]

性是马克思主义的课题……阶级是女权主义的课题。二者密不可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不是相互独立的体系。二者甚至都不是互相结合而成的两个体系。它们是同一个体系。[Armstrong&Armstrong，1978: 224—226]

女口果真如杨和阿姆斯状所言“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性别歧视”，“对性统治的斗争是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对性统治的斗争”的话，那么就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间所存在的不幸对立了。但是，与杨的乐观主义相反，正因为没有所谓的”统一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存在着对立与相互批判。另外，就连杨自己谈到“统一理论”时也只不过作了诸如“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希望性预测而已，并没有提及其实际情况。如阿姆斯状这里所提倡的、未被论证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同”这一命题也只不过是个提倡而已。

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

爱森斯坦和巴雷特的论证更加谨慎。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是紧密相关互相依存的，所以二者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Eisenstein，1984:94]

女性压迫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功能性先行条件，但已经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及再生产关系中获得了物质基础。[Barret，1980:249]

无论是杨还是巴雷特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 他们都批判“二元论”者。他们好像尤为不满意“父权制的独立性”这一概念。

[*] 杨激烈的批判哈特曼，巴雷特则激烈地批判道菲，他们互相对立。

争论的第一个焦点在于父权制是否“先于”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如果父权制（家庭与其个人隔离的成立）不先于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因而从属于资本主义。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父权制下的女性劳动（即家务劳动）是否对资本主义有贡献。即便父权制是独立于资本主义并且先于其存在的，但如果它现存于资本主义之中并对资本主义发挥出有益作用的话，仍可以将其视作从属于资本主义。父权制这种制度正是因为允许了资本主义的存在所以才被保留下来，现存于资本主义之中的都是对资本主义有益的 [*]，这种观点显露出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的色彩。

[*] 巴雷特在此意义上（唐突且不谨慎地）使用的“功能性先行条件”（functional prerequisite）这一暗示性的词是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用语。

无论是哪种情况，统一理论都是认为资本主义不允许存在外部和例外的全局体系，一切都要从属于它，这在某种还原主义上是共通的。与此同时，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全局理论并不承认其理论有无法涉及的外部及例外这点上来看，统一理论拥有逻辑共通之处。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确接受了女权主义的挑战，但是如果能详细且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应该完全能够解释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父权制”和“再生产”等概念。为此，他们依据的是与女权主义几乎同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复兴，特别是阿尔都塞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家务劳动论争”初期的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女权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时，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而一味地排斥并试图将其驱赶出去。与之相反，更加精炼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这次试图彻底地包容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概念。因为对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完全”的理论。道菲不接受巴雷特和麦金托什的批判，反而讥讽他们：“由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全局理论，所以只能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们秉承的是“宗教般的态度”[Delphy，1980：83]。在为了证明“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都是对资本主义有用的”这种“功能主义式一目的论式”命题时，马克思主义者遇到了新的问题。他们曾经假设过单纯的资本主义一元论——“资本主义使家庭分崩离析”，这次他们要回答的是正是在资本主义之中，家庭这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non-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他们也认为就连家庭都是“非资本主义的”） 是如何存续下来的，并且他们被迫要证明家庭这一私有领域的存续比解体会给资本主义带来更大的利益。

资本主义中的家务劳动：统一理论的尝试

家务劳动论争（至少对于试图将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归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的人而言）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家务劳动这种资本主义下的非资本主义式劳动是否对资本主义有益这个问题提供了解释说明。

它提出了以下问题：

劳动力的私有再生产对资本主义是必不可缺的吗？劳动的商品化理应是经济之事，但科人劳动为什么没被商品化却被保留下来了呢？究竟是谁从女性进行的私人劳动中获利呢？ [Fox，1986：183-184]

答案多种多样。伊娃 · 卡鲁任斯基就家务劳动论争在《用理论擦地板》（Wiping the Floor with Theory） [Kaluzynska，1980] 这一标题诙谐的评论文章中自己先进行设问，即“资本主义从无偿的家务劳动中获取了物质利益了吗？如果是的话，那是如何获取的呢？”她将该问题的回答划分成四种：

第一，回答“是”的科斯塔和詹姆斯 [DaliaCosta James，1972] 。他们的回答是：家务劳动是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因此占据资本主义的核心位置。

第二，回答“是 否”的一例为塞科姆 [Secombe，1974] 。家务劳动虽然是非产生性劳动，但承认它为生产价值的劳动。

第三，回答“是否”的希梅尔维特和莫胡 [Himmelweit Mohun，1977] 。他们认为家务劳动的的确确是生产价值的劳动，但其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因此家务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回答“否”的加迪纳、希梅尔维特和麦金托什 [Gardiner，Himmelweit Mackintosh，1975] 以及库尔森、马格斯、温赖特等 [Coulson，Megas Wainwright，1975]。他们主要认为，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的外部，将家务劳动对应于阶级分析用语的行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滥用，这构成了他们对“家务劳动价值生产论”的批判。[Kaluzynska，1980：42-44]

讽刺的是，达拉 · 科斯塔、詹姆斯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女性压迫问题上的缄默态度表示了愤怒；另一方面，她们这些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将马克思概念单纯、直截了当地套用于家务劳动问题上，因此他们反倒是相信了马克思理论的全局性。对此，惊慌失措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劝告道，无知致使坚定的女权主义者错用和滥用了马克思主义概念。与此同时，从这些回答中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对这些挑战持保留意见，即认为家务劳动是非生产性但是有用的，或者说虽然不产生交换价值但产生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试图与女权主义者发起的挑战达成和解，他们一直努力地试图将所存在问题的认识看法归进马克思理论范围之内。

试图将家务劳动用马克思主义用语解释的这些努力都反映了他们的立场，也就是家务劳动私有特征的存续对资本主义是有益的。

资本主义为何将重中之重的商品、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置于非资本主义之下呢？[Blumenfbld Mann，980：273]

布卢曼菲尔德和曼恩自问自答道：

资本从个体家务劳动的维持，继而从个体家庭的维持中获取了经济利益。[同上：302]

将家务劳动委任于私有领域对资本主义的有益之处在于，一般来说“用除此以外的方法代价过高”。[Hamilton，1986：145]

资本主义虽然成功地渗透到近代社会中的众多生产领域，但却没能完全渗透到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小商岛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下，如果将这些领域社会化的话，资本家将负担不起该成本。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无法承受问题如此之多的生产领域。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家务劳动就会被替换为被商岛化的劳动形态（比如领工资工作的托儿所劳动者）。这会大大增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间接地提高“劳动者作为阶级的生存水平”，因此会直接导致资本利润下降这一结果。[Blumenfbld&Mann，1980:301—302]

希梅尔维特和莫胡更进一步地指出，将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本身进行商品化的行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自杀行为。

如果说商品生产的基础使人类集团的诞生成为可能，那么劳动被统一管理的这一制度，准确来讲恐怕很难再被称为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地雇佣劳动者这一阶级，也就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出售给任何一位资本家都是自由的。[Himmelweit Mohun，1977:25. 强调处为引用者所加]

所以，资本主义“并非像汽车制造业一样，它不是生产人类的制造业……资本主义无法选择将劳动力置于资本主义之下来生产”[Kaluzyns-ka，1980：47]。所以正如赛科姆所说：

公和私的分离，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Seccombe，1986a：255]

如此一来，统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至上的条件下）成功地解释了家务劳动一直具有私人特征的问题。家务劳动的非资本主义的特征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既不是矛盾的又不是不相关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而言，它既非是其理论外部的又非其受挫败之处，它是资本主义需要的且是恰如其分的存在。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这样的理论：资本主义需要全职的家务劳动者一家庭主妇的存在，反之而言，家庭主妇支撑着资本主义。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女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女性解放。 [Blumenfeld Mann，1986：302]

所以，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再次成为女性解放唯一的必经之路。

父权制的构成

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二元论来立论，需要承认父权制是独立的领域。根据它所在的社会领域，二元论可以分为两大方面。

第一种看法认为意识形态是相对独立的领域，且父权制应当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体现了阿尔都塞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概念 [Barrett，1980] 。在女权主义之中，精神分析和文艺批评等对文化主义式研究 （culturalist approach） 有着巨大的影响 [Kuhn，1985: Mitchel，1975] 。

第二种看法认为在社会生产领域之中存在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父权制生产方式。也就是道菲、哈里森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外部存在其他生产方式领域 [Delphy，1980；Harrison，1973] 。另外还有哈特曼的观点，认为它是贯穿于资本主义内部并与其相交错的存在 [Walby，1986] 。

父权制所依据的物质基础，最根本就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的统治。 [Hartman，1981: 208]

哈特曼从女性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特殊关系出发来探求该问题。在资本主义之下，男性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在贯穿于所有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差异表现为职业中的性别隔离。所以，资本主义也可以被看作是男性控制女性劳动的（父权制的）一种形式。

就这个问题，道菲提出了作为父权制物质基础的“家庭内部生产方式”这一独立的概念 [Delphy，1984] 。道菲的理论要点在于，父权制是固有的生产方式，在这个生产关系之下，女性的劳动被男性占有，她们作为受剥削集团形成了性阶级。

哈特曼与道菲相同，都认为父权制的非资本主义的特点在于其固有的生产方式。他为了强调资本主义与女性劳动的固有关系，放弃了家务劳动“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这一说法，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更保守的概念，也就是，“从属的生产方式”（client mode of production）。

道菲的讨论对于父权制的独立性及其物质基础的说明是最为彻底的，也正因如此，她受到统一论者最为苛责的批判，这些批判尤其集中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相对于资本主义独立的程度这一问题上。

批判的第一点在于，一个社会经济构成体中是否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原理相异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资本主义占有优势地位的结构。马克思自身也承认，资本主义之中存在小商品生产者及非资本主义的劳动。就连激烈批判道菲的巴雷特也勉强承认“在一个社会构成体中可以同时存在多种生产方式”[Barrett McIntosh，1979：99] 。特别是在对第三世界发展的研究之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共存及其分割方式决定了当今第三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中也诞生了这样的多元看法 [*]。

[*] 在卡尔 · 波兰尼的记述中，社会体制并非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而是“交换方式”，他承认从“古代的交换”到“资本主义市场”这一过程是一种发展阶段的学说，但同时指出这不仅是从一种交换体系转换为另一种交换体系，而是将古老的交换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与“支配的交换体系”共同存在。

然而巴雷特主张，“倘若能够决定在多种生产方式之中哪个占优势地位，那么也是一方由另一方来决定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建立二元论。另一位批判道菲的学者莫利纽克斯也提出，即便承认父权制这一概念，

倘若认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共谋而压迫女性，那这一体制究竟有多少独立性呢？[Molyneux，1979:15. 强调处为原作者所加]

统一论者一般都在承认复合体制的存在的基础上，最终来否定这个论说。对于他们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是唯一终极的存在。

第二点争论在于“家庭内部生产方式”是否真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占有 （appropriation）”的物质基础。通过结婚这一制度，男女形成了统治和从属的阶级关系。道菲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妻子离婚后除了变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其他的生存手段的话，那么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妻子其实并不与其丈夫属于同一阶级”。

如果说妻子做着无偿的家务劳动是为家庭做贡献，而丈夫自己劳动所得的货币收入同样也是为家庭经济做贡献。那么可以说妻子“占有”了丈夫的劳动吗？[Molyneux，1979：18]

且如果说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主要面向孩子和老人的话，

我们可以将孩子、老人和残障人士看作是剥削（女性的）人吗？[Barrett McIntosh，1979:102]

这样的批判不过是无事生非，道菲对此的反驳更加严苛：

正因为他们（巴雷特和麦金托什）几乎没有理解“占有”这一概念，他们甚至都没有分清为谁做贡献和被谁占有其贡献中的劳动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Delphy，1980: 12. 强调处为原作者所加]

莫利纽克斯说，”结果不过是我们都被妈妈剥削了嘛”，这与将性统治正当化的男性的那些通俗看法并无差异。由于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家庭中女性的无偿劳动，所以男性无论以何种方式带回家庭的货币收入都与之无宜接关联。他也许通过雇佣劳动来获得货币收入，也许获得利息和分红收入。他也许是资本家，也许是通过不法手段获得利益。他也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与其他男性一同从属于某一阶级关系，但至少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中，他面对一位女性时是处于统治阶级立场的。

巴雷特和麦金托什进而批判道，道菲的概念形成于基于法国小农民的研究，所以无法推论至都市化和工业化都已完成的、几乎没有农业人口的英国这样的国家。这里仿佛在暗中批判“落后的法国”，这种批判只能说是吹毛求疵。然而道菲的论述要点可以证明，从小农民推论至都市生活中的家庭劳动，在原理上与农业经营的父权制生产方式并无不同。只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历史形态有所不同，所以家务劳动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界限有所变化而已 [*]。

[*] 不仅是道菲无法划分生产劳动和消费劳动的界限，大多数的女权主义者人类学家都反复说明了这一问题，且 · “家务劳动”的内容不过是历史式的定义而已。

争论的第三点在于“性阶级”这一概念。如果承认“家庭内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那么在这一生产关系下，男女则是阶级对立的关系。这就会归结于这样的理论，女性构成了同一物质基础之上的一个“阶级”，所以其阶级敌人是男性。这又意味着实践性的、政治性的结果：（1）女性首先应当与男性这一“主要的敌人”[Delphy，1984] 进行斗争；（2）所以为了斗争，应当组成一个只有女性参与的独立的政治运动 （autono-mous women's movement）。

这一实践性的、政治性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有巨大的分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女性总是在歧路中分裂，即是否应当与男性一同参加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应当组成只有女性参与的运动。芭芭拉 · 埃伦赖希 （BarbaraEhrenreich）颇带讽刺地定义道：“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就是（社会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两者）举行集会之时，出动比别人多几倍人数的人。”[Young，1981：64. 括号内为引用者添加]

巴雷特和麦金托什认为，首先，将男性看作是“主要的敌人”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 女性的斗争首先应当是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所以他们批判只有女性参与的独立的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男性也同样责难道，只有女性的运动对于左派而言是”分派”的运动。他们既不喜欢“家庭内部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下的独立性，又不喜欢女性运动在左派阵营之中的独立性。虽然巴雷特和麦金托什批判了道菲无视“女性之间的阶级差”，然而道菲的观点在于，尽管女性之中存在着阶级差，但在与男性的关系之中，她们共同面对同样的“性阶级”利害等问题。

[*] 对将男性看作为“主要的敌人”的反感不仅在女权主义者之间，当然在男性之间也颇为强烈。这是因为，明明是在批判作为集团的男性所占的组织性优势地位，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将此误解为个人攻击或对个别男女关系的批判。

对二元论的拥护

分类整理了统一理论和二元论的沃尔拜追溯了两者的对立，并站在拥护二元论的立场上。

（统一理论的）难点在于只有一个主要的解释变量。[Walby，1986：30]

统一理论的难点如下：第一，无法导入性这一变量。即便证明了家务劳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的压迫且对资本主义有益，但仅凭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何家务唯独分配给女性。第二，家务劳动通常对资本主义是有益的这一目的论式的假设常常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二者关系调和的产物。这会使得其中的对立和矛盾隐形而不为人所见。第三，家务劳动论争的十年，也是全职家庭主妇急剧减少、女性进入雇佣劳动市场的历史巨变的时期。统一理论姑且证明了“全职家庭主妇为资本主义的维系做出贡献”这一命题，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又要回答“资本主义是否真的需要全职家庭主妇”这一新的谜题。统一理论在历史变化的解释上暴露了破绽。

布卢曼菲尔德（Blumenfeld）和曼恩（Mann）认为，家务劳动的私人特征基本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的，但同时也承认其中的矛盾。

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完成商晶的生产，即把生产价值的劳动力禁锢于私人家庭之中，并用非资本主义式的方法来持续进行商晶的生产，而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出现。[Blumenfeld Mann，1980:302]

然而，“资本主义渗透到家庭的每个角落”[Braverman，1974] 这一补充式假设解决了这种矛盾。这里“市场对家庭的渗透”是通过以下两个方式进行的：第一，家务劳动的众多部分逐渐被商品化；第二，市场越发需要女性的雇佣劳动。根据布雷弗曼（Braverman）的说法，这就是”资本主义使家庭分崩离析的长久以往的不可逆的过程”[同上]。

统一理论的学者们初期（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主张全职家庭主妇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是有益的。然而随着全职家庭主妇的存在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他们快速地将争论的焦点转向女性的“双重劳动”（duallabour）和“劳动力预备军”（reserveanny）等问题。统一理论曾经证明了全职家庭主妇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是有益的，如今需要证明兼职家庭主妇一劳动者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是最为有利的。这期间所发生的历史变化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方向”，进而解决了统一理论的一贯性问题。

然而，统一理论再次露出了两个严重的破绽。

第一，他们越是运用统一理论以相互依存的过程来解释“双重劳动”下对女性的压迫（作为无偿家务劳动者的女性，其非资本主义式特征决定并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雇佣劳动者所遭受的歧视）问题，就越是不得不承认在劳动市场中性这一要因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并非资本主义决定家务劳动，反而是家务劳动决定了资本主义下的女性劳动。父权制式的资本主义 （patriarchal capitalism，即贯彻性统治原理的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式的父权制 （capitalistpatriarchy，即由资本主义统治的父权制）出现。各种理论百家争鸣，如女性的“劳动力预备军”论说、“职业性隔离”（jobsegregation）论说、“双重劳动市场”（duallabourmarket） 理论等等，这反倒越发印证了在资本主义之下，作为集团的男性（不论阶级）对作为集团的女性进行剥削的这一性统治机制。

第二，还剩下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究竟是想要维系私人家庭，还是最终想要使其解体呢？只要统一理论是目的论式的逻辑构成的，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如此，还会陷入维持现状的非历史性讨论。

对父权制可行合理的解释是，它是某个历史形态的产物，而且必须以特定的生产方式来解释其固有的存在形态。[Beechy，1987：114]

维罗妮卡 · 比彻论述道：“既要否定父权制是独立机制的这一说法，又要否定父权制是可以还原到资本主义的这一说法。”[Walby，1986：29]

最终，比彻在这十年之中硕果累累，她围绕英国女性劳动市场的固有发展方式开始了历史实证性研究。沃尔拜虽然对比彻的想法感同身受，但仍旧批评道，认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只可从固有的历史形态来论述，这种方法是“个别假设”。虽然如此，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比彻对于理论的多元性 （theoreticalpluralism） 十分谨慎，但同时也给予了该理论坚定的支持。

在女性压迫这一问题上，初期女权主义的理论分析追求统一理诰。与此不同，当下的理论囊括了围绕性差与性统治的各个角度。理论的多元性在形形色色的领域中有力地推进了女权主义者的分析。[Beechy，198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