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妥协在历史上不仅仅只发生过一次，也不仅仅只经历一次就落下了帷幕。可以说，资本主义形成之后，其自身也经历了数次蜕变。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再生产方式，则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被迫相应地进行了些许调整。

直到 19 世纪末，也就是直至资本主义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时期，针对它们的动向的相关讨论，马克思的市场分析都还是有理论预测力的。市场依照固有的运作规律重复着繁荣和萧条的轮回，最终也汝能逃过陷入大萧条的命运。我们只要看市场内在的运作规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而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市场就必须求助于市场外部，以避免市场的运作规律在市场中一意孤行。资本主义无可避免地转向了帝国主义，这就体现了资本主义对市场外部存在着明显的依赖。结果，经济转化为战争经济。但只要战争这个巨大的消耗作为黑洞存在于市场外部，就可以解决市场供给过剩的问题，如此一来就不会导致恐慌。战争是发达经济的倾销之地（dumping ground）， 对资本主义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另一个“自然”。如此一来，正如预测的一样，19 世纪末从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开始最终引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藤枝潯子把 20 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划分为两个时期：她将 20 世纪初的女性解放运动命名为“第［期女权主义运动”；将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命名为“第 II 期女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迎来了高潮［藤枝，1985；落合，1985a］。

换言之可以说，战争促进了女性解放。战争是男性所有活动中最为。神圣的行为，而女性进入了男性气概的最后一片圣地（sanctuary）[*1] 但是，由于男性出征战场而导致大后方以往的性别分工体制瓦解，男人们将农田及工厂置于身后，女人们则不得不取代男人拿起铁锹和锄头，去从事工厂中被视为是“男性工作”的车工和上钏钉的工作。两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国都呼吁女性配合国家政策。这不仅包括利用母性，呼吁女性“多生多育”， 让孩子作为士兵为祖国而战，还包括让女性参与到制作炮弹及飞机等所谓男性的职业领域之中。这些配合战争的行为都呼吁女性走出传统家庭领域。当然，由于这种呼吁违背了“女性的领域是家庭”的“良风美俗”，所以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环，呼吁女性配合协助战争只会是一种矛盾的存在。我们能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有数不胜数的宣传海报，这些海报贯彻了呼吁女性配合协助战争的这一国家政策。其中许多传达的都是让女性感到极为矛盾的双重信息，那些海报仿佛在说：“即便从事男性的工作也丝毫不会有损你的女性魅力。[*2] [Honey，1981]

[*1] 在性别分工中，无论是哪个社会，男性都独占“战斗”这一行为。“战斗”对女性而言是禁忌，女性被视为污秽，战士和武黠应远离女性。从动物行为学上来讲，这种“战斗”就是在男性之间围绕食物和女人而发生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所以当他们本该保护的女人们走上前线时，男人们作为战士的主体性就会坍塌。在美国 ERA 运动（平等权力修正案）所遭到的恶性攻击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宣传口号，也就是“要实现男女平等，那么女性也应该是征兵的对象”。然而在接受新闻节目采访时，年轻的 GI（士兵）明显表现出了困惑，他说道：“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战斗了。”

[*] 莫林 · 哈尼（MaureenHoney）分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呼吁女性配合协助战争的宣传海报，她揭示出这样的两难困境：国家一边呼吁女性打破传统女性角色，而另一边却又要求女性保持其女性气质。位于京都工艺纤维大学的美术工艺资料馆收藏有大量一战中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的宣传国家政策的海报。在竹内次男的努力下，藏品的整理归类得以顺利进行。参考《朝日俱乐部》1986 年 5 月 30 日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美宣传海报》。

女性通过配合协助战争的”社会参与”， 她们获得了进入公共领域后所带来的实际成果和自信。通过这一过程，女性懂得了性别分工，即社会领域的划分和与之相对应的性别分配，而这种分配并不是按照“能力”，而是按照“禁止”和“排除”来实行的。

反言之，大后方建立起了女性的自治（autonomy）。女性进入了家庭以外的活动领域并建立起了自信。村上信彦在《日本妇女问题》（1978）中指出，就连大政翼赞的国防妇女会都对女性解放做出了贡献。在配合协助国家政策的锦旗加护之下，媳妇不用再顾及婆婆的意思，即便是在晚上也能堂堂正正地外出了 [*]。

[*]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本身既不是 100%好也并非 100%坏，它对于女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战争即是压迫人民这种公认的角度来看，很难得出村上这种灵活开放的结论：即便是战争也对女性解放做出了贡献。

在一个国家举全国之力进行战争动员时，女性的参战被强有力地向前推进了。战争中，几乎所有男性都必须冲上战场。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宜以来的性别分工就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了。日本也是如此，在长达 15 年的战争中，初期，户主和家族继承者还不会收到入伍通知单。但随着战败的形式愈发严峻，连一家之主都会收到入伍征集令。对于母子家庭中“处于大后方的妻子”或是战争遗孀而言，她们只能选择自己成为一家之主来支撑起这个家 [*]。经历战争的女性，她们所获得的实际成果和自信并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和平的恢复而轻易消失。这种情况在战败国尤为明显。这不仅仅是因为战败国比战胜国损失了更多的男性人口。还因为战争不单单是争夺物资的交战，更是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理念）的斗争。因此，国家一旦输了战争，那么该国家的国民理念也就失败了。高举理念大旗而奋战的士兵们在复员归家之际，连对内的权威都已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哪个国家，战后的混乱期就是恢复从前的内与外“性别角色分工”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相比于战胜国的男性，战败国的男性让女人们“回归家庭”则更为艰难。

[*] 巴霍芬（Bachofen）认为易洛魁族的女性“最接近所谓的母系氏族”，她们虽然拥有选举氏族首长的权利以及收养孩子这样重大问题的决定权，但这是由于男人们长时间在外参与战斗和打猎不在家的缘故［上野，1986a］。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之中，在男女平等走在前沿的瑞典，一位参与女性运动的瑞典女性将本国的”文化传统”大胆地说成”这完全是由于维京人的传统”。因为她们在男人们长期出海期间，在家园中建立起了女性的自治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美各国相继通过了妇女参政权，英国于 1918 年、德国于 1919 年、美国于 1920 年。这一系列妇女参政权运动所取得胜利的背后包含着要求国家承认战时女性为配合协助国家政策所做出的贡献的诉求。当然，将女性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作为获取她们政治权利的交易品是极为危险的。而日本的妇女参政权运动没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也正因如此，她们在 15 年的战争中被卷入了配合协助国家政策的漩涡之中。对此，铃木裕子在《女权主义与战争》［铃木，1986］中有详细的论述。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期同时也是女性进入职场的时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英国，除了工厂工人以外，护士、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等办公室女性劳动者也随之增加。这些女性们在战时被招募为随军护士和事务员，而战争结束后，她们就这样继续留在了职场。另外，战后逐渐复苏的经济还顾不上甄选男性劳动者，女性就在这个时期进入了职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丧偶的遗孀以及丧父的女儿。她们代替战死的家长支撑起家庭，并肩负起了家庭收入的重担。

经历了战争经济的发展，未婚女性雇佣劳动力市场就此形成了。即便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女性，她们与以往仅限于家庭内部生产领域的女性相比，也有着更多的家庭外部的雇佣机会。并且，在劳动市场中的女性，. 她们“与男性一样”， 身着模仿男性的商务正装以及加入垫肩的男款女装，这就是她们的商务时尚。

但是，这样的劳动市场仅仅向“不用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敞开。“工作还是家庭”这种对于我们而言再熟悉不过的二选一的问题就是在此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工作到结婚为止”这种未婚女性雇佣劳动的社会共识。在没有“（家庭外的）工作”这一选项时，“工作还是家庭”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无法成立。女性在结婚时才首次面对“是（继续）工作还是（进入）家庭”的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也就此达成了”结婚之前的暂时工作”的社会共识。当然，并不是所有女性劳动者都会结婚。在女性劳动市场中，不仅包括未到适婚期的未婚女性劳动者，还包括过了结婚年龄的不婚女性劳动者。“职业女性”这个词中包含着“结婚晚”的剩女（highmiss）的意思。另外，在女性劳动市场里，除了未婚、不婚的女性之外，即便是已婚的女性，当她成为寡妇或离异的女性时，也随之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女性，她们都被夹在了“工作还是家庭”二选一的两难之中，也就是结婚不工作和工作不结婚的处境。

但是，“工作还是家庭”这种选择并没有撼动父权制家庭制度。资本主义需要女性雇佣劳动力。而对资本主义而言，将其置于“到结婚为止的工作”和女性的生活周期之上，这种做法使得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的分离得到了保留。不论未婚还是不婚，”不用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劳动者被视为”与男性一样”的单身者。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劳动依然不会与以“家庭责任”为名的再生产劳动对立。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也没有撼动”女性气质”的规范。倘若女人在结婚之前被视为不能独当一面的人（或不结婚就不是女人）， 那么在劳动市场中的女性就被迫要求作为中性劳动者而勤劳工作。只不过她们一结婚，她们的生活重心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便是职场中极有能力的职业女性，只要是将这种规范内化的人，一旦结了婚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辞职而专心于家庭。在“非此即彼”的二选一的规范中，“结婚前工作第一，结婚后家庭第一”这种在各自领域中尽善尽美的做法不存在任何逻辑矛盾。

除此之外，所谓“结婚就是女性的终点”， 这种观点只不过意味着停留在职场生活的女性总是被看作是不完整的女性而已。女性一旦结婚，她的工作就随时可能被叫停，从这点上来看，未婚女性劳动者仅仅是职场上的“过客”。即便她们一直保持单身，但当下的状态也不知何时会由于结婚而导致中断。”工作还是结婚”这种选择规范，给女性无法成为职场上永远的伙伴找到了理由，这也正成为职场上歧视女性的合理借口。

对女性而言，未婚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所带来的结果是，让单身女性得以享受“与男性一样”的自由以及女性的晚婚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魏玛时期的德国，拥有职业和收入的女性，社会对于她们性的放纵不羁以及享乐式生活方式的哀叹此起彼伏 [住沢，1985]。她们成了消费社会中有力的一员。此外，女性的晚婚化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向少生少育和小家庭的方向发展。

萧条之下的家庭和凯恩斯革命

战胜国美国与欧洲不同，战争的战火没有蔓延到自家领土。美国在战争中的损失较小，并且与欧洲各国相比，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不大。不仅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战争经济尽享渔翁之利的也是美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 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引起了经济大萧条，美国便开始陷入了恐慌，国内资本主义的改革迫在眉睫。经济萧条也同战争一样，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做出了贡献。这是因为妻子和女儿取代了失业的丈夫和父亲来维持一家的生计。由此，在家庭中，女性取代了权威尽失的男性，与此同时形成了“妻子、母亲处于优势地位”的家庭格局。

通常来看，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家庭以及经济层面上受压迫的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y）家庭中，“妻子、母亲处于优势地位”的母系家长制倾向较强。也就是说，虽然劳动市场没有能够给予女性独当一面的家长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但劳动市场却给予了“赚取零花钱的女人和孩子”就业条件较差的机会。这使得劳动市场的性别歧视开始发生了逆转，也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失业的丈夫靠妻子做洗衣工、清洁工等工作来维系生活；在萧条期的家庭之中或是贫民区的黑人家庭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大萧条下的美国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这随之引起了社会的恐慌也同时撼动了父权制。对此，美国所采取的策略是通过财政投资来创造扩大内需，也就是凯恩斯政策，这又被称作“修正资本主义”。在“自由市场”无法实现预定和谐之时，代表总资本的政治所给出的良药便是“加强国家的干预”。这时，“看不见的神之手”就转变为了“看得见的国家之手”。财政投资和融资政策成为经济状况变化的保险阀。此后，这种政策成为了“自由主义”国家的一大任务。市场仅成为超越资本家玩家总和的存在。这里体现了超越个体资本的“公共意志”（volontGgenerale）（卢梭语）， 也使得既非家族又非市场的第三领域的”国家”昭然可见。

资本主义在凯恩斯革命之后，略微转向了宽松的“管制经济”。如果说凯恩斯革命之后的“修正资本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由国家主体所执行的“管制经济”的一种，那么苏俄形成于 1917 年的“计划经济”也是”管制经济”的一种，且被看作是一种极端的变种，这是因为经由斯大林统治，苏俄逐渐实行了五年计划。苏俄所达成的这种计划经济也是通过国家来干预生产调节和达到需求平衡。美苏的差异只在于“程度之差”。如此一来便产生了“收敛理论”（convergence theory）。收敛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之后必将到来的发展阶段，而只不过是由统制经济“程度之差”所引起的另一种经济制度而已。从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的鸿沟。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有无计划性、意志决定主体是集中还是分散（集权或是分权）， 这导致了从完全的自由市场到完全的计划经济的连续性。然而在这一连续性的两极中，自由市场则要求更多的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则引入分权式的市场原理，二者互相逐渐“趋近”对方的形态。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分析南斯拉夫”混合经济”的“比较经济体制论说”这种变通的理论 [岩田，1971]。

战争也是管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国家在决定命运的“非常时期”，以一种掌握“公共意志”的人格性存在作为主体粉墨登场。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由它来决定资本和劳动者的分配。战争中的“国家主义”看上去是一种“社会主义”，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误解便由此而来。

在管制经济的各种变形体之中，处于危机之中的经济从战争和革命这两种强烈的国家管制中寻求出路，而处于危机边缘的经济则像罗斯福新政一样寻求更温和的国家干预。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语）下的各国同时面临着危机，只不过针对这种危机的轻重而采取的应对方法才是优劣成败的关键，而这种看法现在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战争是市场寻求的“外部”，而内需则是让市场衍生出“内部”的“外部”。选择放弃战争这种“极端的外部”途径的市场体系，便只能转向扩大内需（和平产业）。通过分配给劳动者利润来创造需求这种方法对市场来说，宛如章鱼吃自己的腕足来增重的诡计，凯恩斯政策正是以这种诡计来抑制失业的，并通过这种不自然的行动，完成了修正资本主义的“革命”。

经济高速成长期与第 Ⅱ 期女权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终于在 1946 年通过了妇女参政权法案。在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男性丧失自信退伍归来，而女性在战争中和战后不得不拼命地工作，她们重拾了自信，取代了丧失权威的男性原本的家长地位。战后逐渐复苏的经济顾不上甄选家长劳动者，企业就开始接收未婚、不婚、非婚的女性劳动者。在她们当中：有些人是战争遗孀，失去了丈夫并需要抚养孩子；有些人是妹妹，由于兄长逝去，需要赡养年迈的双亲；有些人是年轻的女儿，由于战争中可以成为配偶的同龄男性大量死亡不得不孤独终老。如今，在企业工作到退休的女性之中，那些做到管理层和担任要职的职业女性的先驱者们大多都是这一时期进入职场的女性。

随着战后经济的复兴和建设，企业逐渐关闭了向女性劳动者敞开的大门。1962 年，媒体上有关“女大学生亡国论”的话题成为一时的热门。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即便接受了高等教育也不过是“结了婚就当主妇”罢了。

即便如此，那些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女性，她们在社会运动中彰显了巨大的力量。1954 年杉并区一名家庭主妇带头发起了反对原子弹氢弹的署名运动，并瞬间征集到了一千万个签名。反对战争、守护和平的“母亲大会”也在各地召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从二战结束到 50 年代中期出现的女性运动的高涨却不能被称为是第 Ⅱ 期女权主义运动。战败后的女性力量会如此轻易地掉进陷阱的原因，我们还不得而知。而这个陷阱也就是与战后复兴一同兴起的“女人要回归家庭”这一宣传运动。随着 1946 年新宪法的颁布，_宜以来团结女性力量的妇女参政权运动仿佛天上掉馅饼一般地达成了其暂时的目标，也就是获得了妇女参政权。而与此同时，运动也失去了目标并陷入了低潮。达成“政治平等”的女性运动，对暗藏在形式平等背后存在的实际不平等问题则付之不问。女性的目标是“作为母亲”参与和平反核运动。而作为家庭领域的中坚力量，女性非但不去质疑自我的分工，还积极地接受了这种分工。这种母亲运动无论起到多大的作用，它都只会加强父权制的统治，而绝对无法实现对父权制的颠覆。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第 Ⅱ 期女权主义运动几乎同时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各个国家中兴起了。在美国，它作为肯尼迪政权下民权运动的一环，只不过是“向黑人权力致敬”（TheBlackPowerSalute）的伴随现象罢了。然而到了 60 年代末期，女性脱离了种族歧视运动，并随之展开了独创性的反对性别歧视的运动。

日本的女权主义几乎也在同时期进行。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并非源于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而这点很容易引起误解。日本的确受到了美国的影响，然而欧洲与日本都面临着高度工业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女性所需要共同面对的。

第 Ⅱ 期女权主义运动首次以“女性问题”为运动背景，并且只兴起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而这当中混杂着各种问题，不能仅仅从压迫女性的“封建遗留制度”与觉醒的女性所拥有的“近代式自我”之间的冲突来解释。虽然第三世界的女性问题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女性问题二者出现于同一时期，但其内容却大相径庭。第三世界的女性容易将发达工业国家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所提出的要求，看作是生活在丰衣足食世界中人们的奢侈的烦恼。而第 Ⅱ 期女权主义运动仅仅出现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是因为只有这些国家才存在着运动的根基。

用一句话来阐述这种根基就是：对女性而言，家庭的“近代”已经形成了。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 20 世纪 60 年代是戏剧性的新时代。日本“近代”的形成经历了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当然，“近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而在这期间，其变化发展的程度也并非完全一致。日本的“近代化”经历了两大转折：一次是从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日本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期，即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另一次则是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两次转折分别对应的是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与第 Ⅱ 期女权主义运动。

日本的“近代”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完成的。而对于这种说法，大多数人都会表示这仿佛是天下奇闻。因为一般常识认为，日本的”近代”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了。社会学家放弃了“昭和”这一持续较长时期的年号，而将昭和三十五年称为“高度成长元年”。从以下的指标中可以看出，以高度成长元年为界，在这前后日本社会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比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日本的劳动人口中，雇佣人数超过了自营业者。即便说日本实现了“近代化”，但直到经济高速成长期为止，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都还处于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下，并且将近一半的人口还依然从事着农业劳动。从作为近代化指标之一的人口城镇化率上来看，1950 年的数值还是 37.5%， 而到了 1960 年则达到了 63.5%。50 年代出现了人头攒动的“进城离村”现象。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口的很大部分都在 60 年代变成了城市移民的第一代，并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在这一时期，核心家庭的百分比达到了 60.2%。并且以 1960 年为分界点，家庭成员数量由平均 5 人左右急剧跌至 3 人左右（1960 年为 4.97 人；1970 年为 3.69 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不足两人也是 60 年代出现的情况。这一时期不仅仅出现了核心家庭化，而且也逐渐形成了小家庭化现象，即形成城市雇佣者核心家庭，并且孩子的数量不超过两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典型的近代家庭，家庭的形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了。

在雇佣者核心家庭之中，女性第一次实现了“结了婚就做主妇”。第一，她不从事家庭内部（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第二，除她之外，这个核心家庭中没有成年女性（婆婆或小姑子）， 因此没有竞争者的她自动成了“家庭主（要）妇”。然而这种“家庭主妇”并没有可以使唤的、给自己打下手的女性，她们成了家务、育儿都不得不亲力亲为的家务劳动者。

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对于男人而言的“全民工薪族化”的实现，对女人而言，则意味着实现了荣升为”工薪族的妻子”一“太太”的梦想。然而，当谁都能成为“工薪族的妻子”时，这种荣升的实质则变成了女性沦落为“专门从事家务的人”。经过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日本社会已经完成了这种最为近代式的性别角色分工，并且这种性别角色分工在社会上得到了普及。这种性别角色分工也就是克己奉公的企业战士和在后方专注于家务、育儿的妻子。女权主义者将其称为“父权制”，然而这种“父权制”完全是近代的产物，它与作为封建遗制的父权制大相庭径。

主妇的普及化与“女性阶级”的形成

经过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日本的“近代”已经完成。与此同时，家庭“近代”的形成意味着在城市雇佣者核心家庭中，“丈夫工作，妻子在家”的这种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的完成及普及。在女性的生活周期中，她们在经历了结婚前的“临时就业”后，会以结婚或生育为契机“进入家庭”，并以这种形式逐渐稳定下来。现在看来，这是多么传统的做法啊！

“结了婚就做主妇”的这种荣升至中产阶级的梦想，通过“全民中产阶级化”已得到实现。然而，在由经济变量决定的“生孩子要在两个之内”的这种小而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女人仍旧无法安于被分配成为 100% 的再生产者。对于中产阶级的妻子而言，育儿期结束之后，等待她的终将是孤独和不安的折磨。贝蒂 · 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总是想要把它读错成 FeminineMistake）一书中［Friedan，1963］描绘了中产阶级妻子的不安与不满。而这正是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为止大多数中产阶级妻子共同的烦恼。

1970 年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打响了第一枪。直接策划第 Ⅱ 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妇女解放先锋是原新左翼女性以及失意的马克思主义女性。在她们的背后，许多过着“家庭主妇生活”的女性，也就是“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抒发了共鸣并给予了支持。妇女解放运动虽然遭受了许多误解和诋毁，但是当它的主张一旦准确地传达给了女性阶层，那么它所传达的信息马上就可以得到女性的理解，并衍生出许多草根女性运动。这是因为第 Ⅱ 期女权主义运动并非争取女性的人权，而是将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视作问题之所在。她们对看似理所应当的“家庭主妇”这一角色发出了质疑。这里，“女性问题”转化为了“女权主义”。这是因为第 Ⅱ 期女权主义运动所讨论的问题并非社会的“不公正”一女性的“问题”， 而是质疑社会上看似“正常”的“机制”。

在工业化逐渐实现的过程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所开展的第 Ⅱ 期女权主义运动跨越了国界，一起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前工业化社会中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女性问题的背景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相比起阶级差异，性别差异作为分析阐释异化和压迫机制的第一变量逐渐显现出来。作为一种阶层的女性，她们被压迫的物质基础在于，女性作为家庭主妇所面临着的两种异化：第一，她们被排挤出了生产劳动；第二，她们被迫从事再生产这种无偿的劳动。”性阶级”（sexclass）这一概念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在这一时期，女性作为被压迫阶级，也作为一种阶层，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她们共同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她们有充分的理由向二者发起双重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第 Ⅱ 期女权主义运动仿佛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迅速在女性阶层中蔓延扩散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