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1 ] 《辞海（缩印本）》，275 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 注 2 ] 《辞海（缩印本）》，852 页。

[ 注 3 ]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 注 4 ] 在此期间，霍妮还主编了一本专门用于培训的教材《你正在考虑精神分析吗？》(Are You Considering Psychoanalysis?，1946)，供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讲习班所用和向公众普及精神分析知识之用。

[ 注 5 ] 由新行为主义者赫尔及其弟子尼尔·米勒、约翰·多拉德等人组成的“耶鲁小组”，在 1936—1943 年组织了一系列讨论班，沙利文和艾里克森等精神分析学家也参加了这一讨论班。他们试图将精神分析的活力、自然科学实验室的严谨和文化事实结合在一起，将精神分析的理论整合到儿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理论体系中。

[ 注 6 ] Ruth Benedict (1938)，“Review of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i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3(1)，Jan，pp. 133-134.

[ 注 7 ] 本“译者前言”中引用未加注释的霍妮的话均出自本书。

[ 注 8 ] Wolman，B.B.，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Systems in Psychology，New York，Plenum Press，1981，p.401.

[ 注 9 ] 霍妮：《女性心理学》，窦卫霖译，前言，26 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 注 10 ] 参见上书，前言，6 页。

[ 注 11 ] Irving Solomon，Karen Horney and Character Disorder：A Guide for the Modern Practitioner，Springer，Publishing Co. Inc.，2005.

[ 注 12 ] Diana Cuello，Karen Horney's Three Character Styles [Neurotic Styles] as Responses to Early Maternal Deprivation and Unmanageable Rage: Three Illustrative Case Studies，Umi Dissertation Publishing，2011.

[ 注 13 ]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 J. Paris Bernard 为霍妮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张承谟、贾海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所写的“中文版前言”，以及 J. Paris Bernard，ed. Special issue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9 (3)，1989，On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of Horney。

[ 注 14 ] Cf.H. Scudder Mekeel，“Clinic and Culture” i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30 (1935)，pp.292-300.

[ 注 15 ] M. E. Opler，“An Interpretation of Ambivalence to two American Indian Tribes” i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 7 (1936)，pp.82-116.

[ 注 16 ] 参见人类学资料中的精彩阐述：Margaret Mead，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Ruth Benedict，Patterns of Culture；A. S. Hallowell 即将出版的著作，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Leads for Ethnological Field Workers。

[ 注 17 ] Edward Sapir，“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i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 27 (1932)，pp.229-242.

[ 注 18 ] Cf. Ruth Benedict，Patterns of Culture.

[ 注 19 ] 在他的论文《两性生理解剖之不同所造成的一些心理后果》(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生理解剖上的性别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每一个女孩妒忌男孩拥有一具阴茎。到后来，她想要拥有一具阴茎的欲望，就转化成了想要拥有一个拥有阴茎的男人。然后，她就会妒忌其他女人，妒忌她们与男人所发生的两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妒忌这些女人对男人的拥有——就像她最初妒忌男孩拥有阴茎一样。在作出像这样的陈述时，弗洛伊德屈服于了他那个时代的诱惑：对所有人类的人性进行了概括。尽管他的概括仅来自他对一个文化区域所作的观察。 人类学家不会质疑弗洛伊德所作观察的正确性。他会把这些观察当作适合于某一特定时代的某种特定文化中某一部分特定人群而加以接受。不过，他会质疑弗洛伊德之概括的正确性。他会指出，人与人之间在对待妒忌的态度上存在着无尽的差异，而且在一些民族中，男人比女人更善于妒忌；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男人和女人都缺乏个人的妒忌；还有一些民族，男人和女人都不同寻常地善于妒忌。考虑到这些现存的差异，他会反驳弗洛伊  德—— 或者事实上会反驳任何人——在两性生理解剖上之差异的基础上解释自身所观察到的东西的努力。相反，他会强调，有必要对生活环境之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男女两性之妒忌心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例如，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即弗洛伊德的观察对于我们文化中患有神经症的女性来说是正确的，但是这些观察是否也适用于我们文化中那些正常的女性呢。之所以必须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那些日复一日地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精神分析学家们经常看不到这一事实，即在我们的文化中同样也存在着正常的人们。同时，我们还必须追问，导致妒忌心增加，以及对异性之占有欲的心理条件是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女生活环境中的哪些不同导致了妒忌心发展的性别差异。

[ 注 20 ] Sigmund Freud，Totem and Taboo.

[ 注 21 ] Peter Freuchen，Arctic Adventure and Eskimo.

[ 注 22 ] Robert Briffault，The Mothers.

[ 注 23 ] 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文化因素对于心理状况之决定性影响的重要性。埃里希·弗洛姆 (Erich Fromm) 的论文“Zur Entstehung des Christusdogmas”in Imago，vol. 16 (1930)，pp.307-373，是德语中最早提出并详细阐述这种方法的精神分析文献。后来，这种方法又被其他人所采用，如威廉·赖希 (Wilhelm Reich) 和奥托·芬尼切尔 (Otto Fenichel)。在美国，哈里·斯塔克·沙利文 (Harry Stack Sullivan) 是第一个认识到对精神病学而言，需考虑到文化内涵之必要性的人。以这种方式考虑这个问题的其他美国精神病学家还包括阿道夫·梅耶 (Adolf Meyer)、威廉·A·怀特［William A.White，《20 世纪的精神病学》(Twentieth Century Psychiatry)］、威廉·A·希利和奥古斯塔·布朗纳［William A. Healy and Augusta Bronner，《关于失职的最新启示》(New Light on Delinquency)］。最近，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如弗朗兹·亚历山大 (Franz Alexander)、A. 卡丁纳 (A. Kardiner) 等，已经开始对心理问题的文化内涵感兴趣。在社会科学家中，持有这种观点的尤其可参见 H. D. 拉斯威尔［H. D. Lasswell，《世界政治学与个人的不安全感》(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和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生活历史的标准》(Criteria for the Life History)］。

[ 注 24 ] 这种情境神经症与 J. H. 舒尔茨 (J. H. Schultz) 所说的外源性神经症 (Exogene Fremdneurosen) 大致相似。

[ 注 25 ] 弗朗兹·亚历山大曾建议用性格神经症这一术语来指称那些缺乏临床症状的神经症。我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症状的有无通常与神经症的性质全然无关。

[ 注 26 ] 强调相似性，并不意味着无视为阐释神经症的特殊类型而作出的科学努力。相反，我深信，精神病理学在描述心理障碍的整个状况、它们的起源、它们的特殊结构以及特殊表现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 注 27 ] 在《命运与神经症》(Schicksal und Neurose) 一书中，舒尔茨-亨克 (Schultz-Hencke) 是少数充分关注到了这一重要观点的精神分析研究者之一。

[ 注 28 ] 弗洛伊德在他《精神分析引论新讲》(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一书的“焦虑与本能生活”(Anxiety and Instinctual Life) 一章中，也在“客观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之间作了相似的区分，将前者描述为一种“对危险作出的明智反应”。

[ 注 29 ] 这仅仅是对弗洛伊德之基本发现（即无意识因素的重要性）的一个方面的一种释义。

[ 注 30 ] Cf. Sandor Rado，An Over-Solicitous Mother.

[ 注 31 ] 在着重提出症状的消失并不是治愈的一个充分指征时，弗洛伊德总是强调这一点。

[ 注 32 ] 舒尔茨-亨克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Einfue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缺口 (luecken) 的至关重要性，这就是我们在神经症患者生活与人格中所发现的那些缺口 (gaps)。

[ 注 33 ] F. 昆克尔 (F. Kuenkel) 在《性格学引论》(Einfuehrung in die Charakterkunde) 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即神经症患者的态度会导致环境作出一种反应，通过这种反应，神经症患者的态度本身就会受到强化，结果，神经症患者就会越陷越深，越来越难以自拔。昆克尔称这种现象为魔鬼之圈 (Teufelskreis)。

[ 注 34 ] 埃里希·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Autoritaet und Familie，该书由国际社会研究所的马克斯·霍克海默尔 (Max Horkheimer) 编辑而成］中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对某一危险作出的焦虑反应并非机械地取决于这一危险在现实中的大小程度。“一个持有无助、消极被动态度的个体，对相对较小的危险，也会作出十分焦虑的反应。”

[ 注 35 ] Sigmund Freud，Collected Papers，vol. 3.

[ 注 36 ] 一旦我们认识到敌意是经由焦虑而得到强化的，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像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死亡本能的理论中所做的那样，去为这些破坏性驱力寻找一个特定的生物学根源了。

[ 注 37 ] Freud，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chapter on “Anxiety and Instinctual Life，” p.120.

[ 注 38 ] 在一个如塞缪尔·巴特勒 (Samuel Butler) 所撰《乌有乡》(Erewhon) 中描述过的那样的社会中，任何生理疾病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因而一种患病的冲动也会是被禁止的焦虑。

[ 注 39 ] Freud，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chapter on “Anxiety and Instinctual Life，” p.123.

[ 注 40 ] J. H. 舒尔茨在《神经症、生命需要和医生的责任》(Neurose，Lebensnot，Aerztliche Pflicht) 一书中，记录了一个这样的病例。有一个职员老是不断地更换工作，因为一些上司总会使他感到愤怒和焦虑。精神分析表明，只有那些留有某种特定样子的胡须的上司才会激怒他。这个患者的反应被证明是他三岁时对父亲的反应的精确重演，当时，他父亲曾以一种威胁的方式攻击过他的母亲。

[ 注 41 ] 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触及这一问题，即对于心理治疗来说，有必要在多大程度上追溯儿童期。

[ 注 42 ] David Levy，“Hostility Patterns in Sibling Rivalry Experiment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vol. 6 (1936).

[ 注 43 ] Freud，Totem and Taboo.

[ 注 44 ] 总的来说，我所说的这些话与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并不一致，我假定，它不是一种生物学的特定现象，而是受文化制约的。由于许多研究者都已经讨论过这个观点——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波姆 (Boehm)、弗洛姆、赖希——因此我在这里只限于指出我们文化中那些有可能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的因素：由于两性之间的冲突关系而导致的婚姻不和谐；父母的无限权威力量；对儿童任何一种性发泄的禁忌；总把子女当婴孩，使其在情感上依赖于父母，否则就把他孤立起来的倾向。

[ 注 45 ] 在这些病例中，精神分析既不必要，也不可取。

[ 注 46 ]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在《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精神病学内涵的札记：人际关系研究》［“A Note on the Implications of Psychiatry，th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for Investig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3(1937)］一文中已经指出，对满足和安全的追求体现了一条调节生活的基本原理。

[ 注 47 ] 这样一种说法在美国也许会遭到反对，因为在美国，文化因素已经渗透进了实际生活之中，受公众喜爱已经成为具有竞争性的目标之一，并因而具有一种在其他国家中所不具有的意义。

[ 注 48 ] Karen Horney，“The Overvaluation of Love，A Study of a Common Present-Day Feminine Type” in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vol. 3 (1934)，pp.605-638.

[ 注 49 ] Karl Abraham，“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Libido” in Neue Arbeiten zur aerztlichen Psychoanalyse，Heft 2 (1934).

[ 注 50 ] Robert Briffault，The Mothers，London and New York，1927.

[ 注 51 ] 像这样的案例（这些案例中的患者往往在情绪领域存在着明确的障碍，而同时又具备获得充分性满足的能力）对于某些精神分析师来说，一直是一个难题，但是它们不符合力比多理论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它们的存在。

[ 注 52 ] 尼采在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 一书中，对这种权力欲望作了同样片面的评价。

[ 注 53 ] 多里安·菲根鲍姆 (Dorian Feigenbaum) 在一篇论文中曾记录过这样一种病例，该论文以“神经性羞耻”(Morbid Shame) 为题，发表在《精神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上。但是，他对这一病例所作的解释却与我的分析不同，因为他最后的结论，是把这种羞耻追溯到阴茎妒忌 (penis envy)。而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文献都将之看做女性的阉割倾向，并将其追溯至阴茎妒忌，其实大多数都一种想要侮辱男性的愿望的结果。

[ 注 54 ] D. H. 劳伦斯 (D. H. Lawrence) 在他的小说《虹》(The Rainbow，p.254) 中，对这一反应作了动人的描写。“这种奇怪的残酷感和丑陋感总是近在眼前，随时准备跳出来抓住她；一群乌合之众怀着强烈的嫉妒心埋伏在一边等候着她，因为她与众不同 [斜体字是我加的]，这种感觉对她的生活造成了最为深刻的影响。无论她在哪里，不管是在学校，在朋友中间，在大街上，还是在火车上，她都本能地贬低自己，使自己变得渺小，假装不如自己的实际状况，因为她害怕自己未被发现的小我 (self) 会被人看出来，会遭到平凡、普通的大我 (Self) 的粗暴愤恨的猛烈攻击。”

[ 注 55 ] C. G. 荣格 (C. G. Jung) 曾明确地阐述过人的发展在其四十岁左右受到阻碍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导致这样一种情形的种种条件，因此未能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 注 56 ] Sigmund Freud，“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in Collected Papers，vol. 4，pp.152-170，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Karl Abraham，Versuch ein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Libido.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 注 57 ] 相当于 C. G. 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persona)。

[ 注 58 ] 如果将这样一种愿望解释为——就像弗朗兹·亚历山大在《对整个人格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 中所做的那样——一种由于对上司产生了攻击性冲动而必须受到惩罚的需要，那么，患者将会非常乐意接受这样一种解释，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分析师帮助他有效地避免了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他有必要坚持自己的权利，但他害怕这么做，而且他对于自己的害怕感到非常愤怒。分析师使得患者在自我描画中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以至于他竟为任何反对上司的邪恶愿望产生了强烈的困扰，并因此通过赋予其高道德标准的荣耀而强化了业已存在的受虐驱力。

[ 注 59 ] 参见埃里希·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Autoritaet und Familie，ed. by Max Horkheimer，1936) 中所描述的研究的这一段落和其他段落。

[ 注 60 ] Cf. K. Horney，“The Problem of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in Psychoa ￣ nalytic Quarterly，vol.5(1936)，pp. 29-45.

[ 注 61 ] Sigmund Freud，“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 No. 4.

[ 注 62 ] H. Deutsch，“Motherhood and Sexuality” in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vol. 2 (1933)，pp. 476-488.

[ 注 63 ] Aage von Kohl，Der Weg durch die Nacht (translated from Danish into German).

[ 注 64 ] 对于从受虐中所获得的这种满足的解释，从根本上说与弗洛姆的解释 (op. cit.，ed. by Max Horkheimer，1936) 是一样的。

[ 注 65 ] Erwin Rohde，Psyche，the cult of souls and belief in immortality among the Greeks (1925).

[ 注 66 ] Leslie Spier，“The Sun Dance of the Plains Indians: Its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in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16，part 7 (New York，1921).

[ 注 67 ] 威廉·赖希在《精神关联与植物循环》(Psychisches Korrelat und Vegetative Stroemung) 和《性格分析》(Ueber Charakteranalyse) 两篇文章中，曾作过相似的努力，企图解决关于受虐的问题。他也坚持认为，受虐倾向与快乐原则并不相悖。不过，他将这些倾向置于性的基础之上，而我所描述的神经症患者为个体边界之瓦解所作出的努力，在他看来则是一种为获得性高潮而作出的努力。

[ 注 68 ] S. Freud，“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Masochism” in Collected Papers，vol. 2，pp. 255-268，an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e also Karen Horney，“The Problem of Feminine Masochism” in Psychoanalytic Review，vol. 22 (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