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这些神经症患者是如何迫切地需要爱，而同时对他们来说，要接受这种爱又是何等的困难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假定，在一种适度的情感氛围中，这些人或许可以成长得最好。但是，这样一来，就又出现了另一种复杂的情况：他们同时又会痛苦地对任何拒绝或冷落都极为敏感，不论这种拒绝或冷落是多么的轻微。一种适度的氛围，尽管一方面让人感到安全，但另一方面又让人感觉受了冷落。

我们很难描述他们对于拒绝的敏感程度。一次约会的改变、不得不等待、没有得到即时的反应、对他们观点的不赞同、任何不顺心的事情，简而言之，在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张实现自身需求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任何失败，都被视为一种冷落。而且，一种冷落不仅会将他们抛回他们的基本焦虑，而且他们还会认为这种冷落就相当于一种侮辱。因为一种冷落中确实具有这种侮辱的内涵，因此它往往会激起极大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很可能会公开地表现出来。例如，一个女孩会由于她的猫没有对她的爱抚作出反应，而感到非常愤怒，并且将猫扔到墙上。如果有人让他们等待，他们对此的解释将是，因为自己在对方的心中无足轻重，因此没有必要对他们准时；而这样的解释很可能会导致敌意的迸发，或者导致他们完全收回所有的情感，以致他们会变得冷酷无情、麻木不仁，尽管几分钟以前，他们还可能急切地期待着这次约会。

在更多的时候，受冷落感与恼怒感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这种情况之所以非常容易发生，是因为这种冷落有时候非常轻微，以至于完全逃过了意识的察觉。于是，一个人会感到非常恼怒，或者变得怀恨在心以及心怀恶意，或者感觉很疲惫或抑郁，或者感到头疼，而丝毫都不怀疑其原因所在。而且，这种敌意反应不仅在遭到拒绝，或者自认为遭到拒绝时产生，而且当他预期会遭到拒绝时，也会产生这种敌意反应。例如，一个人很可能会怒气冲冲地提出一个问题，仅仅因为在他的心里，他已经预期到这个问题会遭到拒绝。他也可能不送花给他的女朋友，因为他预期她会在这礼物中察觉到他的别有用心。他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而非常害怕表达任何积极的情感（如喜爱之情、感激之情、赞赏之情），因此在自己及他人的眼中，他比真实的自己要更为冷漠、更为无情一些。或者，他也可能会藐视女性，并因此对一种预期的受冷落采取报复的手段。

对于遭到拒绝的恐惧，如果发展得非常严重的话，就可能导致一个人避免让自己暴露在任何有可能遭到拒绝的情境中。这种回避的范围非常广，从买香烟不要火柴，一直到不找工作。那些害怕遭到任何可能之拒绝的人，只要他们没有绝对把握不会遭到拒绝，他们就不会接近自己所喜欢的男人或女人。这种类型的男人常常会因为自己必须主动邀请姑娘们跳舞而感到愤恨，因为他们担心姑娘们仅仅是出于礼貌而接受他们的邀请；而且他们认为女人在这个方面要好得多，因为她们不需要采取主动。

换句话说，对受冷落的恐惧可能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抑制，这些抑制形成了胆怯这个范畴。胆怯是一种不让自己暴露在任何有可能受冷落的情境中的防御机制。认为自己不可爱这种信念也被用作同样的防御机制。这就好像是这种类型的人对自己说：“无论如何，人们都不会喜欢我，所以我最好还是待在角落里，这样我就能保护自己，不会遭到任何可能的拒绝。”因此，对于受冷落的恐惧就成了想要获得爱的愿望的严重障碍，因为它使得一个人不让他人感到或知道他想要得到他人的一些关注。而且，由一种受冷落感激起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个体一直处于焦虑之中，甚至会使得焦虑感更加强烈。这在一个很难逃避的“恶性循环”的形成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由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各种不同内涵所形成的恶性循环，可以大致表达如下：焦虑；对爱的过分需求，包括对于唯一之爱以及无条件之爱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的一种受冷落感；用强烈的敌意来对这种受冷落感作出反应；由于害怕失去爱而必须将敌意压抑下去；一种弥漫性愤怒所导致的紧张；焦虑增加；对安全感之需要的增强……因此，正是这种用来缓解焦虑的手段，反过来导致了新的敌意与新的焦虑。

一个恶性循环的形成，不仅在我们于这里所讨论的上下文中是典型的；而且一般来说，它也是神经症中最为重要的过程之一。除了给人以安全感这种特性外，任何保护性措施都还具有导致新焦虑这种特性。一个人可能会借喝酒来减轻他的焦虑，但接着他又会害怕饮酒会对他有害。或者，他可能会借手淫来缓解他的焦虑，但接着又会害怕手淫会使他生病。或者，他可能会接受某种对于焦虑的治疗，但很快他又会担心这种治疗会伤害他。恶性循环的形成，是严重神经症为什么注定会恶化（即使外界条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的主要原因所在。揭开这些恶性循环及其全部内涵，乃是精神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神经症患者自身是无法把握住它们的。他只会注意到它们所导致的结果，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无助的情境。这种陷入无助情境的感觉，乃是他对于自己无法突破的各种困境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任何似乎可以引导他走出困境的道路，都只会让他再一次陷入新的危险之中。

人们可能会问，尽管神经症患者存在着很多的内心障碍，但是是否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获得他决心要获得的爱。事实上，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如何获得必需的爱；其次，如何使这种对爱的需求在自己及他人看来都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大致地将获得爱的各种可能方式描述如下：贿赂，乞求怜悯，诉诸公正，最后是威胁。当然，这样一种分类，就像心理因素的所有此类列举一样，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类，而只是一般趋势的指征而已。这些不同的方式并不互相排斥。这些方法中的一些可以同时使用或者交替使用，这取决于情境以及整个性格结构，同时还取决于敌意的程度。事实上，上面所引用的这四种获得爱的方式的排列次序，表明了敌意程度的逐渐增加。

当一位神经症患者试图通过贿赂来获得爱时，他的格言可以描述为：“我深深地爱着你；因此，你应该以爱我作为回报，并且为了我的爱而放弃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比男性更为频繁地采用这样的策略，这一事实是由女性一直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所造成的。几个世纪以来，爱不仅一直是女性生活中的特殊领域，而且事实上，它也一直是女性能够获得她们想要的东西的唯一或主要途径。男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这样的信念，即如果他们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在生活中取得一些成就；而女人们则认识到，通过爱，并且只有通过爱，她们才能获得幸福、安全以及声望。这种文化地位上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要在这里讨论这种影响恐怕不太合适，但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乃是，在神经症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更为频繁地将爱当作一种策略。而且与此同时，她们关于爱的主观信念，又使得她们的要求成为合理的要求。

这种类型的人在其恋爱关系中，会陷入一种对对方的痛苦依赖这一特殊的危险之中。例如，假设有一个对爱有着一种神经性需要的女人，紧紧地依附于一个相似类型的男人，她只要向他靠近一步，他就会往后退缩；这个女人对这种拒绝的反应是强烈的敌意，但却由于害怕失去他而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而如果这个女人试图往后退，那个男人又会再次追求她。于是，她不仅压抑了自己的敌意，并且用一种强烈的忠贞来掩盖这种敌意。她会又一次地遭到拒绝，并且会作出同样的反应，最终爱会愈加强烈。这样，她会逐渐地形成这样的信念，即她被一种不可压制的“高度激情”所支配着。

另一种可以被视为贿赂形式的方法，乃是通过理解对方、帮助他在心理或事业上获得发展、为他解决各种困难等方式来赢得爱。男人和女人都会用到这种方法。

第二种获得爱的方式是乞求怜悯。神经症患者会让他人注意到自己的痛苦和无助，这里的格言是：“你应该爱我，因为我正遭受着痛苦，而且我无依无靠。”同时，这种痛苦使得他向他人提出过分要求成为合理的权利。

有时候，这样一种乞求会以相当公开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位患者可能会指出，他是患病最为严重的患者，因此他有最大的权利来获得精神分析师的注意。对于其他那些表面看起来健康状况较好的患者，他可能会持一种藐视的态度。而且他还会怨恨其他那些比他更为成功地使用这种策略的人。

乞求怜悯的过程，可能会或多或少地混合着敌意的心理。神经症患者可以单纯地乞求我们善良的本性，也可以通过某些极端的手段来强迫我们给予其恩惠，例如通过使自己陷于一种灾难性情境来迫使我们给他提供帮助。所有在社会工作或医疗工作中不得不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人，都深知这种策略的重要性。一个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释自身困境的神经症患者，与一个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现自身痛苦以唤起他人怜悯的神经症患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不同年龄的儿童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倾向，以及同样的变化形式：儿童可能会由于一些痛苦而想要获得安慰，或者通过无意识地制造一种让父母害怕的情境，如不能进食或小便不通等，来引起父母的关注。

使用乞求怜悯这一方式是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先决条件的，即患者确信自己无力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得爱。这种信念可能会被合理化为一种对爱的普遍不信任，或者它也可能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形式，即相信在特定的情境下，除了乞求怜悯这种方式，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来获得爱。

在第三种获得爱的方式——诉诸公正——中，其格言可以描述为：“这是我为你做的，你将为我做些什么呢？”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们常常会指出，她们已经为其子女付出了那么多，因此她们有权利让子女永远对她们忠诚孝顺。在恋爱关系中，答应对方的追求这一事实，也可以用作向对方提出要求的基础。这种类型的人往往过于热心地准备随时为他人效劳，而在内心却有这样一种隐秘的期待，即他们将会得到所希望的一切回报，但如果对方不能同样情愿地为他们做某件事情，那么他们就会非常失望。在这里，我所指的并不是那些有意识地对此进行盘算的人，而是那些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任何想要获得可能的回报这样的有意识预期的人。他们这种强迫性的慷慨，或许可以更为精确地描述为一种变戏法的姿态。他们为他人所做的一切，正是希望他人为自己做的。正是这种极度强烈的失望刺激表明，希望得到回报的预期事实上确实在起作用。有时候，他们会在心里记着一本账，在这本账上，他们记下了自己为他人所作的不同寻常的牺牲（这些牺牲事实上毫无用处，如为他人而彻夜不眠等），但却最小化，甚至忽视他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因此，他们完全歪曲了情境，以至于他们感觉自己有权利要求获得特殊的关注。这种态度又会对神经症患者自身产生影响，因为他可能会极度害怕欠别人的情。由于他本能地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他害怕如果他接受了他人的恩惠，他人就会利用他。

这种诉诸公正的方式，也可以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即神经症患者只要有机会，就会愿意为他人做事。他会指出，如果他处在他人的位置上，他将会如何仁爱或者如何为他人作出自我牺牲。而且他觉得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他对别人的要求并不比他自己所做的多。事实上，神经症患者的这种合理化的心理，比他自己所认识到的要错综复杂一些。他对于自身特质的这一描述，主要是他无意识地将他要求他人做的事情放在了自己的头上。不过，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他确实具有一些自我牺牲的倾向，而这些倾向来源于他缺乏自我肯定，来源于他常以失败者自居，来源于他希望他人对自己就像他自己对他人那般纵容的冲动。

在诉诸公正这种方式中可能存在的敌意，在要求为一种所谓的伤害作出赔偿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格言是：“你使我遭受痛苦，或者你伤害了我，因此，你有义务帮助我、照顾我，或者支持我。”这一策略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所采用的策略。我个人没有关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经验，不过我猜想那些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或许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并且以伤害作为基础，去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去要求的那些东西。

我将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位神经症患者是如何通过唤起他人的内疚感或责任感，来使自己的需要看起来正当合理的。一位妻子因为丈夫对她不忠而生病。她没有对他表示任何指责，甚至没有有意识地感到他应该受到指责，但是她的生病却含蓄地表达了一种活生生的指责，目的在于使她的丈夫产生内疚感，并且心甘情愿地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身上。

还有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她是一位女性，表现出强迫症状和歇斯底里的症状，有时候，她会坚持要帮助姐妹们做一些家务活。一两天之后，她就会无意识地因为她们居然接受了她的帮助这一事实而感到非常怨恨，并且随着症状的加重，她不得不躺倒在床，结果迫使她的姐妹们不仅要自己料理家务，还要承担更多的照顾她的工作。同样，她的健康状况的受损也表明了一种谴责，并使得他人为此作出赔偿。这个人还有一次在她的一个姐妹批评她时当场昏倒，以此来表示她的怨恨，并迫使她们给她以同情。

我的一位患者，在她接受精神分析后的一段时期内，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产生了一种幻想，认为精神分析师除了要夺走她的一切财产之外，还要使她精神崩溃，因此，她认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义务照顾她的全部生活。在每一种医疗过程中，这种反应都很常见，并且常常伴随着对医生的公开威胁。在病情较轻的病患中，以下这种情形是十分常见的：当精神分析师休假时，患者的病情会明显加重；而且他明确或含蓄地断定，他病情的恶化乃是精神分析师的过错，因此他有特殊的权利要求获得分析师的关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个例子转换成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愿意付出痛苦的代价——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表达对他人的谴责，并提出要求，而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从而能够保持自己的公正感。

当一个人使用威胁这种方式来作为获得爱的策略时，他可能威胁伤害他自己或者伤害他人。他将会做出某种极端的行为来进行威胁，如败坏自己或他人的声誉，或者对自己或他人做出暴力行为。以自杀相威胁，甚至以自杀企图相威胁，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我有一位患者曾用这种威胁手段相继获得了两任丈夫。当第一个男人暗示准备要退却时，她跑到城市最拥挤、最显眼的地方去跳河；而当第二个男人似乎不太愿意结婚时，她在确信别人能够发现的时候打开了煤气。她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表明，没有这个男人，她就活不下去。

由于神经症患者希望通过威胁这种方式来获得他人对其需求的默许，因此只要他有希望达成这个目的，他就不会将这种威胁付诸实施。如果他没有了这种希望，他就会在绝望和报复的压力之下实施这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