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其所具有的破坏性质，神经症患者身上的竞争性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焦虑，从而导致逃避竞争。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焦虑来源于何处？

不难理解，其中的一个来源，乃是害怕对野心进行冷酷无情的追求会遭到报复。一个人如果在他人取得成功或想要取得成功时，就将他们踩在脚下，对他们加以侮辱和打压，那么，他肯定会害怕他人会同样强烈地想要打败自己。但是，这样一种对报复的恐惧，尽管在每一个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获得成功的人身上都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却不是致使神经症患者的焦虑日益加剧，并从而使其对竞争产生抑制的全部原因。

经验表明，仅仅是对报复的恐惧，并不一定会导致抑制。相反，它只可能使人怀着想象性的或真实的妒忌、竞争和恶意，对他人加以冷酷的算计，或者试图扩张自己的权力，为的是保护自己不被任何人打败。某一特定类型的成功者通常只有一个目标，即获得权力和财富。但是，如果将此种人格的结构与被确定为神经症患者之人的人格结构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别。那些冷酷无情地追求成功的人，并不在乎他人的爱。他既不想要，也不指望从他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不管是帮助还是慷慨，都是如此。他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和努力，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当然，他会利用他人，但是他之所以在乎他人的忠告，仅仅是因为这有益于他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他看来，为爱而爱是毫无意义的。他的欲望和他的各种防御都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前进：权力、声望、财富。甚至一个由于内在冲突而被迫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如果他内心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他的追求，那么他也不会形成常见的神经症特征。恐惧只会促使他更加努力，以获得更大的成功，变得更无敌。

然而，神经症患者却会追求两条互不相容的道路：极具攻击性地追求“唯我”独尊；同时，又极其渴望被一切人所爱。这种被夹在野心与爱之间的处境，乃是神经症患者的主要冲突之一。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害怕自己的野心和需要，之所以甚至不想承认这些野心和需要，之所以会完全地制止或逃避这些野心和需要，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害怕失去爱。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制止自己的竞争心，原因并不在于他有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这些“超我”要求不允许出现过于强大的攻击性），而在于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两种同样迫切的需要之间：一种是他的野心，另一种则是他对爱的需要。

这种困境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把他人踩在脚下，同时又得到他们的爱。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压力实在太大了，以至于他确实企图解决这一困境。一般而言，他试图以两种方式来解决这个困境：一种是合理化自己的支配动机和因支配动机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不满，另一种则是制止自己的野心。关于他为合理化自己的攻击需要而作出的努力，我们可以谈得简略一些，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特征与我们在前面论及获得爱的方式及其合理化时已经讨论过的特征完全一样。与前面一样，在这里，合理化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策略：它试图使这些需要变得无可非议，这样就不会阻碍他被人所爱。如果在一场竞争中，他为了侮辱他人或打击他人，而贬低了他们，那么，他会深信自己是完全客观的。而如果他想剥削他人，他就会相信，而且会试图使他人也相信，他此刻正非常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

正是这种对合理化的需要，在让一种微妙而隐秘的不真诚遍及一个人的人格方面，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即使这个人从根本上说还算诚实。而且，它还解释了那种顽固的一贯正确心理 (self-righteousness)，这是神经症患者身上常见的一种性格倾向，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则隐藏在一种顺从乃至自咎 (self-recriminating) 的态度后面。这种一贯正确的态度常被混同于“自恋”态度。事实上，它与任何种类的自我爱怜 (self-love) 都毫不相干；它甚至根本就不包含任何自满或自负的成分，因为与表面现象相反，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确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而只存在着一种不断地想要使其看起来合理的迫切需要。换句话说，它乃是一种防御性态度，解决某些特定问题的驱力使其成为必需；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焦虑产生的。

对这种合理化需要的观察，很可能是启发弗洛伊德提出其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这一概念的因素之一。神经症患者在其反应中，通常放弃其破坏性驱力而屈服于这一特别严厉的“超我”要求。这种合理化需要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对于这样一种解释尤其具有启发性。合理化不仅是一种与他人交往的不可或缺的策略手段，而且，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它也是一种满足那些在自己眼中似乎无可指责的需要的手段。后面讨论到罪恶感在神经症中所发挥的作用时，我还要回过头来探讨这一问题。

神经性竞争中所包含的焦虑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乃是一种对失败的恐惧，以及一种对成功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对于遭受他人侮辱的恐惧的表现形式。任何失败都可能成为一场灾难。一个女孩子倘若在学校里没有学好自己期望学到的某种知识，那么，她不仅会感到非常羞愧，而且会觉得班上的其他女孩子都会看不起她，并且都会反对她。这种反应会给她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她经常把偶然发生的一些事件都看做失败，而事实上这些事件根本就不意味着失败，或者最多只能算是无关紧要的失败——例如没有考得全班最高分，在某场考试中有一部分题目没有做出来，举办了一次并不非常成功的舞会，在谈话中未能做到谈吐惊人：简言之，任何没有达到其过高期望的事情都被看做失败。而任何形式的冷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神经症患者对此的反应通常是带着强烈敌意的）也同样会被视为一种失败，并因而被看做一种侮辱。

神经症患者的这种恐惧，可能会因为担心他人在知道了他冷酷无情的野心后，对他的失败幸灾乐祸而大大加剧。比失败本身更让他感到害怕的，乃是他以某种方式表明自己正在与他人竞争，而且他确实想要获得成功并为此付出了努力之后，却遭到了失败。他觉得，一次单纯的失败还有可能被原谅，甚至还有可能唤起他人的同情而不是敌意；但一旦他表现出对成功有兴趣，就会被一大群想要迫害他的敌人所包围，这些敌人埋伏在那里，一看到他有任何虚弱或失败的迹象，就会猛扑上来。

由此而产生的态度，随恐惧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恐惧内容偏重于对失败本身的恐惧，他就会加倍努力，甚至会不顾一切地试图避免失败。在对他的力量或能力的关键性考验，例如考试或公开亮相之前，他就会产生严重的焦虑。但如果恐惧的内容偏重于害怕他人看出自己的野心，其结果就会完全相反。他所感受到的焦虑将会使他看起来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并且会导致他不作出任何努力。这两种情形的对比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表明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恐惧（归根结底仍属于同一类别）何以产生出两组完全不同的特征。一个符合第一种模式的人，将会疯狂地拼命苦读以迎接考试；但一个符合第二种模式的人，则会几乎什么都不干，而且很可能会故意引人注目地沉溺于社会活动或其他嗜好，以此向世人表明他对此项任务完全不感兴趣。

通常情况下，神经症患者都意识不到他自己的焦虑，而只能意识到由此产生的后果。例如，他可能无法全神贯注于工作。或者，他可能会产生疑病症恐惧，例如害怕体力劳动会导致心脏问题，或者害怕过度脑力劳动会导致神经崩溃。或者，他也可能在任何劳动之后变得精疲力竭——当某一活动中包含了焦虑，它就很可能会使人精疲力竭——并以此种精疲力竭来证明，努力对他的健康有害，因而必须加以避免。

在他不作出任何努力的过程中，神经症患者很可能会让自己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有趣活动（从玩单人纸牌一直到举办舞会）。或者，他也可能采取一种姿态，使自己显得十分懒惰或懒散。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妇女有可能会不修边幅，宁可给人不讲究衣着的印象，也不愿给人以企图讲究打扮的印象，因为她觉得这种企图只会使她遭到他人的嘲笑。一个十分漂亮但却自认为很平常的姑娘，往往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涂脂抹粉，因为她总认为别人会这样想：“多么可笑的丑小鸭，居然企图让自己看起来有魅力！”

因此，一般而言，在神经症患者看来，不去做那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安全一些。他的格言是：“安分守己，谦虚谨慎，最为重要的是不要引人注目。”正像凡勃伦 (Veblen) 曾强调过的那样，引人注目——例如，引人注目的悠闲安逸，引人注目的消费——在竞争中往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应的，逃避竞争也必然会把重点放在其反面，即放在避免引人注目之上。这就意味着坚持传统的标准，不要使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不要显得与众不同。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成了一种主要的特征，就会使人不敢冒任何风险。不用说，这样一种态度必然导致生活的极其贫乏以及潜能的扭曲。因为，除非环境十分有利，否则，幸福或者任何成就的获得，都必然以冒险和努力为先决条件。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对于可能遭到的失败的恐惧。但是，这仅仅是神经性竞争中所包含的焦虑的一种表现。这种焦虑也可能表现为一种对于成功的恐惧。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涉及对他人的敌意的焦虑非常巨大，以至于他们竟害怕成功，即使他们对获得成功有充分的把握也是如此。

这种对成功的恐惧，来源于害怕遭到他人的嫉妒并因此而失去他们的爱。有时候，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恐惧。我的患者中有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由于她母亲也开始写作并被证明很成功，因此她自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写作。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又犹犹豫豫地、忧心忡忡地重新开始写作，但此时，她害怕的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好。这个女患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其主要原因在于她过度恐惧他人会对她做的每一件事产生嫉妒；相反，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让他人喜欢她这项任务上。这种恐惧也可能仅仅表现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心，担心如果自己取得了某种成功，就会失去朋友。

但是，就像许多其他恐惧一样，神经症患者在产生这种恐惧时，更常意识到的却往往不是他的恐惧，而仅仅是由此而导致的种种抑制。例如，这种人在打网球的时候，每当接近胜利就会感到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他，使他不可能赢得胜利。或者，他可能会忘记去赴一个对他的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约会。如果在一次讨论或会谈中，他有十分中肯的意见，那么，他可能会用非常低的声音，或者用非常简略的方式表达他的意见，以致竟没能给人们留下任何印象。或者，他会让人代替他去接受由于他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赢得的喝彩。他也许会观察到，当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侃侃而谈，思路敏捷，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却非常笨拙；当和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以一种大师的风格来演奏某种乐器，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却宛如初出茅庐。尽管他对这样一种不稳定状态感到非常困惑，但他却无力改变这一状态。只有当获得关于自己这种逃避倾向的洞见时，他才会发现，当同一个不如他本人聪明的人交谈时，他就会强迫性地表现得比对方更为笨拙；或者当与一个水平不高的音乐家一起演奏时，他就会被迫演奏得更糟糕：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这样一种恐惧导致的，即害怕一旦优越于他人，自己就会伤害和侮辱他人。

最后，如果他确实取得了成功，那么他不仅无力享受这种成功，甚至还会觉得这似乎并不是他自己的经历。或者，他可能会通过把这种成功归功于某种偶然情境，或归功于某些无足轻重的外来刺激和外来帮助，来贬低这种成功。不过，在取得成功之后，他之所以很可能会感到抑郁，部分是因为这种恐惧，部分则是由于一种未获得承认的失望，这种失望是由这一事实导致的，即实际的成功离他内心深处的过度期望还远得很呢。

因此，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情境，一方面来自想要在比赛中得第一这样一种狂热而又具有强迫性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来自一种同样巨大的、一旦开端良好或取得任何进展就必然起而阻止自己的强迫冲动。如果他成功地做成了一件事情，那么下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必会做得一塌糊涂。一堂课上好了，之后必定紧随着一堂上得一塌糊涂的课；治疗取得进展了，之后紧接着的必然是故态复萌；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之后，下一次则必定给人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这一连串事件反复发生，使他觉得自己是在向强大的怪癖发起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他就像珀涅罗珀 (Penelope) 一样，每天晚上把自己白天织的锦缎拆散。

因此，在这条路上的每一步，抑制都可能出现：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完全地压抑住自己野心勃勃的愿望，以致任何一种工作都不去尝试；他可能试着去做某件事情，但却无法集中精神或将这件事情做完；他也可能工作非常出色，但却回避任何成功的迹象；最后，他可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却无力欣赏这一成就，甚至感觉不到这一成就。

在众多如此逃避竞争的方式之中，或许最为重要的一种是，神经症患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出一种同真实的或所谓的竞争对手之间不可超越的距离，使得任何竞争都显得荒谬可笑，从而在意识中彻底消除竞争的心理。要造成这一距离，可以通过把他人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位置上，也可以通过把自己放在一个无比低下的位置上，使得一切关于竞争的想法和尝试都显得不可能和荒唐可笑。后一过程，正是我将要加以讨论的“贬低”(belittling)。

自我贬低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仅仅出于权宜之计而加以运用。如果一位大画家的徒弟画出了一幅非常出色的画，但又有理由害怕他老师的妒忌态度，那么，他可能会贬低自己的作品以缓和他老师的妒忌心理。不过，神经症患者对于这样一种自己低估自己的倾向，却只有一点点模糊的概念。如果他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就会认真地相信，别人会比他做得更好，或者他的成功只不过是一种偶然，而且他很可能再也无法做得那么好。或者，即使已经做得很好，他也有可能鸡蛋里挑骨头，例如认为自己做得太慢等，以此来贬低自己所取得的全部成就。一位科学家有可能会对有关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感到茫然无知，以至于他的朋友们不得不提醒他，他本人曾对这些问题撰写过一些论文。当有人向他提出一个愚不可及或无法解答的问题时，他的反应往往倾向于感到这是他自己的愚蠢；当阅读一本他隐约觉得不能同意其中观点的著作时，他不是通过批判性的思考来得出结论，而是倾向于据此推论，自己太愚蠢了，以至于竟读不懂这本书。他可能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自己已设法对自己保持一种批判的、客观的态度。

但是，这种人不仅会接受自己这些自卑感的表面价值，而且会坚持其正确性。尽管他会抱怨这些自卑感，而且这些自卑感也会给他带来痛苦，但他还远不能接受任何证明这些自卑感有误的证据。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完全能够胜任工作的人，他就会坚持说，他们高估了他，或者他成功地欺骗了其他人。我在此之前曾提到过的那个女孩，她在体验到哥哥对她的侮辱之后，在学业上产生了一种过度的野心。她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并被公认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是她在内心却依然坚信自己十分愚蠢。尽管照一照镜子，或男人对她表现出的注意，就可能足以使她相信自己是富有魅力的，但她却可能死死抱住这样一种信念，即自己没有任何吸引力。有些人一直到四十岁都可能一直坚信自己太年轻了，还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担任领导工作；而过了四十岁，他又可能转而感觉自己太老了。有位著名的学者经常由于别人向他表示崇敬而感到惊奇，因为在他自己的感觉中，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平凡人。他将别人的称赞和恭维看做空洞的奉承，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甚至还可能为此感到非常愤怒。

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可以无止境地观察到这种现象）表明，自卑感（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常见的邪恶）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而且正因为如此，才被人们顽固地加以坚持和保护。这些自卑感的价值在于这一事实，即通过在自己心中贬低自我，并因此将自我置于他人之下，来阻止自己的野心，与竞争有关的焦虑就得到了缓解。[ 注 54 ]

顺便提一下，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即自卑感有可能事实上会削弱一个人的地位，因为自我贬低往往会导致自信心的受损。一定程度的自信心，乃是取得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不管这成就是指不按标准食谱放色拉调味汁，是指推销商品，是指捍卫自己的观点，还是指给有可能成为亲戚的人留下好印象，都是如此。

具有强烈自我贬低倾向的人，有可能在梦中梦见他的竞争对手超过了自己，或者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上。由于毫无疑问，他在下意识中是希望自己战胜对手的，所以这些梦看起来可能与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之满足的见解相矛盾。但是，我们不应该太过狭隘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见解。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会带来太多的焦虑，那么，焦虑的缓解就会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为重要一些。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人打败，这并不表示他希望失败，而只表示他宁可失败，因为相对来说，失败对他的危害更小。我有一个患者计划在接受治疗期间作一次演讲，那个时候，她正不顾一切地想要打败我。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在作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讲，而她却坐在听众席上，谦卑地对我怀着崇拜之情。同样，一个野心勃勃的教师会梦见他的学生成了老师，而自己却不会做他所布置的作业。

下面这一事实也表明了自我贬低被用来控制野心的程度，即遭到贬低的能力通常情况下正是个人最希望超越他人的能力。如果他的野心具有一种智力的性质，那么，智力便是他实现这种野心的工具，因而受到贬低。如果他的野心具有一种爱欲的性质，那么，容貌和魅力便是实现这一野心的工具，因而会遭到贬低。这种联系非常常见，以至于我们根据自我贬低倾向的焦点，就可以猜出个体最大的野心是什么。

迄今为止，这种自卑感与实际的自卑并无任何关系，我们仅仅是将其作为逃避竞争的倾向所产生的结果来加以讨论的。那么，它们真的与实际存在的缺点，以及对实际缺陷的认识毫无关系吗？事实上，这些自卑感是实际的不适当和想象的不适当两者共同导致的结果：自卑感是由焦虑所激发的贬低倾向与对于实际存在的缺陷的认识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正如我多次强调过的那样，我们最终是无法欺骗我们自己的，尽管我们可以成功地将某些冲动关闭在意识的大门之外。因此，一个具有我们所讨论过的这种性格特征的神经症患者，在内心深处知道，他具有必须加以隐藏的反社会倾向，他的态度一点都不真诚，他的伪装与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暗流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对于所有这些差异的认识，乃是他产生自卑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他从未明确地认识到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源，因为它们来源于受到压抑的驱力。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些自卑感的根源，因此他给自己的关于为什么会感觉自卑的解释，就不会是真实的原因，而只是一种合理化。

他之所以感觉自己的自卑感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缺陷的直接表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野心的基础上，他已经建构起了关于自身价值和重要性的种种幻想。他情不自禁地拿自己的实际成就，与那些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或一个完人的幻想作比较；而在这种比较中，他的实际行动和实际潜能显得低劣许多。

所有这些逃避倾向所导致的全部结果在于，神经症患者会遭到真正的失败，或者至少不能发展到按他的机遇、天赋所应该达到的高度。那些与他同时起步的人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拥有了更好的职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种落后的局面并不仅仅指外在的成功。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会越来越感觉到在自己的潜能和实际成就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天赋（不管是什么样的天赋）都将被白白地浪费掉，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发展受到了阻碍，而且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变得成熟。[ 注 55 ] 而他在认识到这种差异之后，所作出的反应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不满，这种不满并不具有受虐的性质，而是一种真实、恰当的不满。

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潜能和实际成就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可能是由外部环境导致的。但是，神经症患者身上所产生的这种差异（这是神经症的一种永恒特征）却是由他的内在冲突所致。他在现实中所遭受的失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潜能和实际成就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强化他已有的自卑感。因此，他不仅相信自己不如他可能成为的样子，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比他可能成为的样子差。由于将自卑感放在了一种现实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所遭受的影响就更大了。

同时，我所提到过的另一差异——高涨的野心与相对贫乏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让人非常难以忍受，以至于需要一种补救措施。于是，作为一种这样的补救措施，幻想应运而生了。神经症患者越来越多地用夸张的想法来代替实际可获得的目标。对他而言，这些夸张的想法所具有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掩盖了他那些难以忍受的虚无感；它们使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重要性而又不需要进入任何竞争，因而也就不会招致任何失败或成功的危险；它们使他远离了任何可以实现的目标，建立起一种夸张的虚构物。正是夸张幻想这种毫无出路的价值，使其成了危险的幻想，因为与笔直大道相比，这种毫无出路的死胡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具有某些明确的好处。

我们应该将神经症患者的这些夸张想法，与正常人的夸张想法以及精神病患者的夸张想法区分开来。有时候，甚至正常人也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并赋予自己的所作所为以不适当的重要性，或者沉浸在关于自己将如何干一番事业的幻想中。但是，这些幻想都只不过是点缀的花饰，他并不会把它们太当回事。具有夸张想法的精神病患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深信自己是一位天才，是日本天皇，是拿破仑，是耶稣，并且拒绝一切倾向于证明他的信念不成立的现实证据；他完全不能领会任何人的提醒，说他事实上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看门人，是收容所里的患者，或者是他人不尊重或嘲笑的对象。如果他最终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他也会决定赞同自己的夸张想法，并且会认为，他人绝不比他更有头脑，或者认为他们是为了伤害他而故意不尊重他。

神经症患者则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如果他最终意识到了自己这种夸张了的自我评价，那么，他对此作出的有意识反应，就会与健康人的反应相似。如果在梦中，他把自己乔装成皇亲贵族的面目出现，就会认为这些梦十分滑稽。但是，尽管他在意识上会把这些夸张的幻想视为不真实的幻想而加以抛弃，但这些幻想对于他却具有一种情感上的真实价值，这种价值与其对精神病患者而言的价值相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因是一样的：它们具有一种重要的功能。尽管很脆弱、不稳定，但它们却是其自尊心所依赖的支柱，因此，他不得不紧紧抓住它们不放。

在自尊心遭到某种打击的情境中，这种功能中所存在的危险就会显露出来。于是，支柱倒塌，他倒下了，并从此一蹶不振。例如，一个本来有充分理由相信对方深爱自己的姑娘，突然认识到，那个男人还在犹豫要不要同她结婚。在一次谈话中，他告诉她，他觉得自己太年轻，太缺乏经验，还不能结婚；他认为在让自己明确地被婚姻束缚住之前，多接触一些其他姑娘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她无法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变得抑郁，开始感觉自己的工作不安全，对失败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随之而来的是想要逃离一切，既不愿见人，也不愿工作。这种恐惧非常强烈，以致即使是令人振奋的事件（例如，那个男人后来又决定跟她结婚，以及出于对她能力的高度赞赏而提供给她一份更好的工作）也不足以使她感到安心。

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神经症患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精确记住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有意识的错觉的琐事，尽管这种精确性会让他感到痛苦。因此，他的自我评价总是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很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他随时都可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他完全确信自己具有超常价值的同时，可能又会惊奇于别人竟会如此认真地对待他。或者，在他觉得痛苦、感觉自己遭到了蹂躏的同时，可能又会因为别人认为他需要帮助而大发雷霆。他的敏感性可以与一个周身疼痛的人相比拟，任何一点最为轻微的触碰都会使他立即退缩。他很容易感觉自己受了伤害、轻视、忽视、怠慢，并以相称的报复性愤恨来作出反应。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恶性循环”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尽管这些夸张的想法具有一种确定的安慰价值，并能给人们提供某种支持（即使只能以一种想象的方式），但是，它们却不仅强化了逃避倾向，而且以敏感性为中介，导致了更大的愤怒，并因而导致了更大的焦虑。诚然，这里所说的是严重神经症的状况，但是在较小的程度上，这种状况也同样见之于不那么严重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甚至患者本人也有可能察觉不到这种情形。不过，一旦神经症患者能够从事某种建设性的工作，一种良性循环就可以建立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他的自信心得以增强，因此他那些夸张的想法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神经症患者往往缺乏成就——在任何方面，不管是事业还是婚姻、安全感还是幸福感，他都落后于他人——这使得他嫉妒他人，并因而强化了嫉妒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从其他根源中产生出来的。有许多因素都可以导致他压抑自己的嫉妒态度，例如性格中所固有的高贵感，一种认为自己没有权力为自己争取任何东西的深刻信念，或仅仅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现有的不幸福。但是，这种嫉妒态度越受到压抑，就越可能被投射到他人身上，有时候会导致一种近乎偏执狂似的恐惧，害怕他人会在任何事情上都嫉妒自己。这种焦虑可能会非常强大，以致如果他碰到什么好事（找到新的工作、获得他人对自己的恭维赏识、有幸运的收获、交桃花运等），就会感到非常不安。因此，这种焦虑很可能极大地强化了他的逃避倾向，使他避免拥有任何事物或取得任何成功。

撇开一切细节不谈，由于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神经性追求而导致的“恶性循环”，其主要轮廓可大致表示如下：焦虑，敌意，受损的自尊心；对权力等的追求；增强了的敌意和焦虑；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我贬低的倾向）；失败和在潜能与实际成就之间出现的差异；增强了的优越感（伴随着嫉妒心理）；增多了的夸张想法（伴随着对嫉妒的恐惧）；增强了的敏感性（伴随着新产生的逃避倾向）；增强了的敌意和焦虑，由此而重新开始下一轮循环。

不过，为了充分理解嫉妒在神经症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还必须从更为综合的角度来对其加以考察。神经症患者（不管他是否有意识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不仅是一个真的非常不幸的人，而且他自己还看不到任何可以逃避这种痛苦的机会。他为了获得安全感而作出的种种尝试，被局外观察者说成恶性循环，而神经症患者本人却感觉自己无望地陷入了一个天罗地网之中。就像我的一位患者所描述的那样，他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有许多门的地下室里，不管他打开哪一扇门，都只会被引入新的黑暗。而他自始至终都知道的是，他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散步。我认为，不认识到神经症中所包含着的这种让人无力的绝望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一些神经症患者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恼怒，但另一些神经症患者却通过屈从或一种表面上的乐观来深深地掩盖了这种恼怒。于是，我们可能难以发现，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自负、要求和敌意背后，还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感觉自己永远地被排除在了一切使生活合乎心意的欢乐和享受之外，他知道即使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无力享受它。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绝望感的存在，就应该不难理解那些表面上的过度攻击性，甚至卑鄙下贱，这是特定的情境无法解释的。一个像这样完全被关闭在一切可能实现的幸福的大门之外的人，他要是不对那不属于他的世界充满仇恨，那他倒真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使了。

现在回到有关嫉妒的问题上。这种逐渐形成的绝望感，乃是嫉妒借以不断产生的基础。它主要并不是一种对某一具体事物的嫉妒，而是尼采所描述的生存嫉妒 (Lebensneid)，即每一个感到更为安全、更为平衡、更为幸福、更为坦率、更为自信的人都具有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嫉妒。

如果一个人心中已经产生了这种绝望感，那么，无论这种绝望感是接近于意识还是远离于意识，他都会试图对它加以解释。他并不认为它——就像分析观察者所做的那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过程的结果。相反，他将其视为是由他人或自己引起的。他常常会同时责备自己与别人，尽管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根源中只有一种处在突出的位置。当他把这种责备加诸他人，结果就会产生一种控诉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可能会一般地指向命运，也可能指向环境，或者指向某些具体的人——父母、老师、丈夫、医生。正像我常常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这种观点来理解患者对他人的神经性要求。神经症患者的思想好像遵循着这样的路线：“既然你们所有人都对我所遭受的痛苦负有责任，那么，你们就有义务帮助我，而我也有权利期待你们的帮助。”一旦他开始在自己的内心寻找邪恶的根源，就会感觉自己的痛苦是罪有应得的。

说到神经症患者有把责备加诸他人的倾向，可能会引起一种误解。这听起来好像是说他的控诉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来提出控诉，因为他确实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在儿童时期。但是，在他的控诉中同样也存在着神经性的因素：它们往往取代了朝向积极目标而作出的建设性努力，而且通常情况下是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例如，这些控诉可能指向那些想要帮助他的人；而同时，对于那些真正伤害他的人，他又可能完全无法感觉到并表达他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