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爱的神经性需要，常常会表现为一种性迷恋，或者一种对于性的永不满足的饥渴。鉴于这一事实，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对爱的神经性需要这整个现象。是不是由性生活的不满足促成的。是不是所有对于爱、接触、赞赏、支持的这种渴望，主要是由没有获得满足的力比多，而不是由一种对于安全感的需要激发的呢？

弗洛伊德倾向于以这种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已经看到，许多神经症患者都渴望依恋于他人，并倾向于依附他人；而且他已经将这种态度描述为源于没有获得满足的力比多。不过，这个概念是以一些前提为基础的。它预先假定，所有那些本身并不具有性色彩的外在表现（如想要得到建议、赞同或支持的愿望等），都是经过稀释或得到“升华”的性需要的表现。而且，它还预先假定，温柔 (tenderness) 也是一种受到抑制或者得到“升华”的性驱力的表现。

这些预先假定是没有确切根据的。爱的情感、温柔的表现以及性欲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有时候所认为的那样密切。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个体的爱，乃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布利弗奥特 (Briffault)[ 注 50 ] 指出，与温柔相比，性欲与残忍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尽管他的这种说法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根据在我们的文化中所作的观察，我们知道，没有爱或温柔，性欲能够存在，而没有性欲，爱或温柔也能存在。例如，没有证据表明，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温柔具有一种性欲的本质。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一切——由于弗洛伊德的发现的结果——表明，性欲的成分也许存在。我们可以观察到温柔与性欲之间的许多联系：温柔可能是性欲的先兆；人们只有在意识到温柔情感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性欲；性欲可以激起或者转化为温柔的情感。尽管温柔与性欲之间的这种转化明确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并且最好假定它们是两种不同范畴的感觉，它们可能相互一致，也可能相互转化或相互取代。

而且，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没有获得满足的力比多是追求爱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些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其性生活完全满足的人身上，会发现同样的对于爱的渴求，以及前文所描述的所有复杂现象——占有欲、无条件之爱、感觉自己不被人需要，等等。然而，毫无疑问，这些案例确实存在，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没有获得满足的力比多并不能解释这些案例中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原因存在于性领域之外。[ 注 51 ]

最后，如果对爱的神经性需求只不过是一种性欲现象，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如占有欲、无条件之爱、遭到拒绝的感觉，等等。的确，这诸多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认识，并获得过详细的描述：例如，将妒忌追溯到了兄弟姐妹竞争或俄狄浦斯情结，将无条件之爱追溯到了口唇欲，将占有欲解释为肛欲，等等。但是，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到，我们在前面章节描述过的全部范围的态度和反应，事实上是同一的，是一个整体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如果认识不到焦虑乃是隐藏在对爱之需要背后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导致这种需要增强或减少的确切条件。

借助弗洛伊德那种具有创新性的自由联想方法，尤其是通过注意患者对爱的需要的波动起伏，我们就可以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准确地观察到焦虑与对爱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合作进行的建设性工作之后，患者可能会突然改变他的行为，要求占用分析师的时间，或者渴望获得分析师的友谊，或者盲目地钦佩分析师，或者变得嫉妒心、占有欲极强，或者对于分析师将他“只当作一个患者”极为敏感。与此同时，患者的焦虑也会增加，这种焦虑的增加或者表现在梦中，或者表现在忙碌感中，或者表现在诸如腹泻、尿频等生理症状中。患者并不知道焦虑的存在，也不知道他对分析师日益增强的依恋是由这种焦虑所决定的。如果分析师认识到了这种关系，并向患者指出这种关系，那么，患者与分析师就会共同发现，在分析师触及患者突然产生的迷恋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激起了患者的焦虑。例如，患者可能会觉得分析师的解释是一种不公平的指责，或者是一种侮辱。

这一系列的反应看起来像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使患者对分析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敌意；患者开始仇恨分析师，在梦中梦到分析师死了；他立即压抑自己的敌意冲动，开始感到恐惧，并出于安全的需要而紧紧地依附于分析师；当这些反应都依次经历过后，敌意、焦虑，以及随之而增加的对爱的需要，便退居幕后，不再重要。对爱的需要的增强，作为焦虑的结果，非常有规律地出现，以至于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将它看做一个预警信号，它表明，某种焦虑正慢慢地浮出表面，因此患者需要寻求安全感。这里所描述的过程并不仅仅局限于精神分析的过程。同样，这些反应也发生在个人关系中。例如，在婚姻中，丈夫可能会强迫性地依附于自己的妻子，嫉妒心和占有欲极强，并把她理想化，赞美她，尽管他在内心深处憎恨她、害怕她。

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术语仅仅对这一过程作了粗略的描述，而不涉及其动力机制，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附加在潜藏的憎恨之上的过分夸张的忠诚，说成一种“过度代偿”(overcompensation)。

如果我们由于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原因，而拒绝接受关于对爱的需要的性欲病因学解释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对爱的神经性需要有时候与一种性欲同时出现，或者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性欲，这会不会只是一种偶然；而且对爱的神经性需要以性欲的方式被人感觉到，或者以性欲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否存在着某些特定的条件。

对爱的需要是否以性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外在环境是否有利于这种表现。此外，它还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差异、生命活力的差异，以及性气质的差异。最后，它还取决于个体的性生活是否获得满足，因为如果性生活不满足，他就比那些性生活获得满足的人，更可能以一种性欲的方式来作出反应。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对个体的反应都具有确切的影响，但它们还不足以解释基本的个体差异。在表现出一种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特定数量的人身上，这些反应往往因人而异。因此，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在与他人的接触中，总是几乎强迫性地立刻带上一种或强或弱的性色彩；而在其他一些人身上，这种性兴奋或性活动总是保持在正常的情感和行为范围之内。

属于前一类型的是那些不知不觉地从一种性关系滑到另一种性关系的男女。对他们的反应作更深一层的认识表明，一旦他们没有这种性关系，或者当他们看到不能马上就有机会获得这种性关系，他们就会感到不安全、没有保护，或者表现得相当古怪。属于这一类型，但具有更多抑制的是这样一些男女，他们事实上拥有非常少的性关系，但是他们总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创造一种爱欲氛围，而不管对方是否特别吸引自己。最后，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第三种人，他们在性方面具有更多的抑制，但是他们却很容易进入性兴奋的状态，并且强迫性地将任何男性或女性看做一个潜在的性伴侣。在这最后一种人当中，强迫性手淫有可能会——但也并不必然如此——取代性关系。

至于所获得的生理满足的程度，在这一类型的人当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除了其性需要所具有的强迫性本质以外，这一类型的人还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在性伴侣的选择上明显地缺乏辨别力。他们还具有我们在从整体上考虑那些对爱具有一种神经症需要的人时已经讨论过的特征。此外，他们对于拥有性关系的准备（不管是实际上的还是想象中的），与他们和他人之间情感关系中所存在的深刻障碍（这是一种比受到某一基本焦虑困扰的普通人身上所存在的障碍更为深刻的障碍）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对于这一点，人们可能会感到非常震惊。这些人不仅无法相信爱，而且事实上，如果给他们提供爱的话，他们也会变得非常的不安——或者，如果是男人的话，他们可能会患上阳痿。他们有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防御态度，也有可能倾向于责怪自己的性伴侣。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确信自己从未遇到过一个称心如意的姑娘或男子。

对他们来说，性关系不仅是对特定性紧张的缓和，而且也是获得人际接触的唯一途径。如果一个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对他来说，获得爱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身体接触就可能被当作情感关系的一种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性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架起与他人之接触的桥梁，并因而获得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在有些人身上，这种辨别力的缺乏，可以在某一潜在性伴侣的性别方面表现出来。他们要么会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同性或异性之间的关系，要么就会被动地屈服于他人的性需求，而不管提出性需求的那个人是异性还是同性。在此，我们对第一种类型的人并不感兴趣，因为尽管在他们那里，性也是用来服务于建立人际联系这个目的的（否则的话，他们就很难获得人际联系），但是，其内在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一种对爱的需要，而是出于一种征服的冲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于一种制服他人的冲动。这种冲动可能会非常强烈，以至于对性别的区分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无论是在性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对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加以制服。但是，第二种类型的人，即那些倾向于屈服于异性或同性的性爱追求的人，他们受到一种无止境的对爱的需要的驱使，尤其是受到害怕失去对方这样一种恐惧的驱使——他们害怕如果拒绝对方的性要求，或者如果敢于反抗加诸他们身上的任何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是否合理），他们就会失去对方。他们之所以不想失去对方，是因为他们非常迫切地需要这种与对方的联系。

根据一种天生具有的“双性恋”(bisexuality) 来解释这种不加区分地与异性和同性发生关系的现象，在我看来，是一种误解。在这些情形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是真正地倾心于同性。一旦一种健全的自我肯定取代了焦虑，这些表面上的同性恋倾向就会立刻消失，同样，他们不加区分地选择异性性伴侣的倾向也会立刻消失。

我们关于双性恋态度所陈述的内容，同样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使同性恋问题清楚明白地显现出来。事实上，在上文所描述的“双性恋”类型与明确的同性恋类型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间阶段。在后者的生活史中存在着一些确定的因素，这些因素足以说明他不让任何异性作为自己的性伴侣这一事实的原因。当然，同性恋问题极为复杂，我们不可能从一个单一的观点来理解它。在这里，我只要这么说就够了，即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同性恋者，在他的身上，不存在我们曾提到过的“双性恋”类型中所存在的那些因素。

最近几年，一些精神分析学者已经指出，性欲之所以会增强，有可能是因为性兴奋和性满足被用来作为缓解焦虑以及被压抑的心理紧张的一个出口。这种机械的解释有可能是正确的。不过，我相信，导致从焦虑到性需要增强的，还有其他一些心理过程，而且，要认识这些过程，也是有可能的。我的这种信念，不仅建立在精神分析观察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一项关于这些患者的生活史及其在性领域之外的性格特征的研究基础之上。

这种类型的患者有可能一开始就充满热情地迷恋于分析师，急不可耐地要求得到某种爱的回报。或者，他们也有可能在分析期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当冷淡的态度，把他们对于性亲密的需要转移到某个局外人身上，而且正如以下这一事实所证明的那样，那个局外人被当成了分析师的替身，即那个局外人与分析师非常相像，或者这两个人在梦中被等同了起来。或者，这些患者希望同分析师建立性关系的需要，最后也可能只出现在梦中，或者只出现在会谈期间的性兴奋中。患者通常会对这些毫无疑义的性欲信号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他们既没有感到被分析师所吸引，也根本没有喜欢上他。事实上，源自分析师的性吸引并没有发挥可以察觉的作用，这些患者的性气质也并不比其他人的更为迫切或不可控制，而且他们的焦虑也并不比其他患者更多或更少。他们的特征在于，对于任何一种真正的爱，都持有一种深深的怀疑。他们完全相信，分析师之所以对他们感兴趣，仅仅是出于隐秘的动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分析师的内心深处，他是非常看不起他们的，而且他还将很可能伤害他们，而不是给他们带来好处。

由于神经症患者对于轻视通常会有高度敏感的反应，因此，在每一次精神分析中都会出现愤怒和怀疑。但是，在这些具有特别强烈的性需要的患者身上，这些反应形成了一种持久且刻板的态度。他们的反应使得在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看起来好像存在着一面无形但却难以穿透的墙。当他们面临自己的困难问题，他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放弃，想中断精神分析。他们在分析中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正是他们整个生活中所有表现的精确缩影。唯一的区别在于，在进行精神分析之前，他们可以不去了解自己的人际关系事实上是多么脆弱和错综复杂；而他们很容易卷入性关系这一事实，却有助于他们混淆实际的情境，并导致他们误认为自己很容易建立性关系就意味着他们普遍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提到的这些态度，人们可以非常有规律地同时发现它们，以至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位患者在精神分析伊始就表现出对于分析师的性欲望、性幻想，或者是做与分析师有关的性梦，我就准备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寻找某些特殊的深层障碍。这与这个方面的所有观察结果是相一致的，即分析师的性别相对来说不怎么重要。那些曾成功地接受一位男分析师和一位女分析师治疗的患者，有可能对两者都作出完全一样的反应。因此，在这些情形下，如果我们将这些表面现象看做患者在梦中以及其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愿望，那就有可能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此，总的来说，就像“并不是所有发光的都是金子”一样，“所有看起来像性欲的东西也并不一定都是性欲”。有很大一部分看起来像性欲的东西，实际上与性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是对安全感的欲求的一种表现。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必定会过高估计性欲的作用。

那些性需要增加的人（这种性需要的增加是焦虑所激起的未被发现的紧张所导致的）倾向于天真地将自己性需要的强度，归因于自己先天的气质，或者归因于他不受习俗禁忌约束这一事实。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与那些过高估计自己睡眠需要的人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些过高估计自己睡眠需要的人想象自己的体质需要十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睡眠，而事实上他们过高的睡眠需要有可能是由各种受到压抑的情感决定的；睡眠可能被他们当作一种逃避所有冲突的手段。那些强迫性进食、强迫性饮酒的道理也是一样的。进食、饮酒、睡眠、性欲，所有这些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需要；它们的强度不仅随个体体质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许多其他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如气候、其他需要获得满足与否、外在刺激是否存在、工作紧张的程度，以及现存的生理状况等。但是，所有这些需要都可能由于无意识的因素而得以增强。

性欲与对爱的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节欲 (sexual abstinence) 问题清楚明白地显现了出来。人们忍受节欲的程度，随文化与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在个体方面，它可能取决于一些不同的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一个需要用性来作为缓解焦虑的出口的个体，将尤其不能够忍受任何节欲，甚至短时间的节欲也不行。

这些考虑，使得我们对于性欲在我们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思。我们倾向于带着某种骄傲和满足的心情来看待我们在性问题上的自由主义态度。当然，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这种情况已经有了较好的改善。我们在性关系上已经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而且有更大的能力来获得性满足。后一点对于女性来说尤是如此。性冷淡也不再被认为是女性的一种正常状态，而普遍地被认为是一种缺陷。不过，尽管出现了这些改变，但是这方面的进展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深远，因为在今天，很多性行为都更多地被当作发泄心理紧张的出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性驱力，因此，它更应被视作一种镇静剂，而不是真正的性享受或性幸福。

这种文化情境也同样反映在精神分析的概念之中。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赋予性以应有的重要性。不过，详细说来，许多被公认为性表现的现象，实际上却是种种复杂神经性状态的表现，而且主要是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表现。例如，针对分析师的性欲望，通常被解释为对父亲或母亲的性固着 (sexual fixation) 的一种重演，但事实上它们往往根本不是真正的性愿望，而是为了缓解焦虑而寻求某种安全接触。诚然，这位患者会讲述这样的联想或梦——例如，表达一种想要躺在母亲怀里，或者想要回到母亲子宫中的愿望——这些联想或梦表明了一种对于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样一种明显的移情有可能只是当前一种想要获得爱或庇护的愿望得以表现的形式。

即使把这些针对分析师的欲望理解成针对父亲或母亲的相似欲望的一种直接重演，也没有证据表明，婴儿期与父母的联系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性联系。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有爱与妒忌的特征（弗洛伊德曾将这些特征描述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特征）都可能存在于儿童期，只不过没有弗洛伊德所设想的情形那样频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个初始过程，而是许多不同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儿童反应，由于父母带有性色彩的爱抚、儿童亲眼目睹性爱场面，或者父母中的一方将孩子当作盲目忠诚的对象而产生。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的结果。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在那些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成长提供肥沃土壤的家庭情境中，儿童的心里通常有很多恐惧和敌意，而他们对于恐惧和敌意的压抑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在我看来，情况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即在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结也是由于儿童出于安全的目的而依附于父母中的一方而产生的。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获得充分发展的俄狄浦斯情结，表现出了对爱的神经性需要之特征的所有倾向——如对无条件之爱的过分需求、妒忌、占有欲、由于遭到拒绝而产生的仇恨等。因此，在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结本身只不过是神经症的一种形式，而并不是神经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