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经症的外在表现中，罪恶感似乎扮演着一个首要的角色。在某些神经症中，这些罪恶感大量公开地表现出来；而在其他神经症中，它们披上了更多的伪装，不过其存在仍可以通过行为、态度、思维方式和反应方式表现出来。我将首先以一种概括描述的方式讨论各种标志罪恶感存在的外在表现。
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过的那样，神经症患者往往倾向于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更好的东西，并以此来解释自己的痛苦。这种感觉可能十分模糊、极不确定，或者可能附着于某些为社会所禁忌的思想或行为，例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自己亲人死去的愿望等。通常情况下，稍有风吹草动，这种人就倾向于产生罪恶感。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方是因为他所做的某件事而来找他算账的。如果朋友有一段时间不来看他或没有写信给他，他就会反躬自问，是不是自己得罪了朋友。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他就总认定那是自己的过错。即使明显是他人的过错，明显是他人虐待了他，他也仍然会设法为此而责怪自己。如果发生任何利益冲突或争论，他总倾向于盲目地认定他人是正确的。
在这些潜伏的、在任何场合都随时准备爬上心头的罪恶感，与那些在抑郁症状中非常明显的、被解释为无意识罪恶感的罪恶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不过这种区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后者常表现为自责，而这些自责又往往是幻想性的，或至少具有显著的夸张性质。同时，神经症患者为使其在自己以及他人眼中显得正当合理而付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当这些努力的巨大策略价值尚未被清楚认识到的时候）也表明了这些必须被搁置起来的、自由飘浮的罪恶感的存在。
神经症患者萦绕于心头的对于被看穿或遭到反对的恐惧，进一步表明了这种弥漫性罪恶感的存在。在他同分析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他的表现可能就好像他们之间是罪犯和法官的关系，这使得他在分析过程中很难与分析师合作。他会把分析师所作的每一种解释，都视为对他的指责。例如，如果分析师向他表示，在某种特定的防御态度背后存在着一种潜伏的焦虑，他就会回答说：“我知道我是一个胆小鬼。”如果分析师解释说，他不敢接近他人是因为害怕遭到他人的拒绝，那么，他就会接受这一指责，并且正如他所解释的，他这样做是为了设法使生活对他来说更为轻松一些。对于完美的强迫性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希望避免任何非难的需要。
最后，如果发生某件不利的事件，例如失去一次好运或遭遇某种意外，那么，神经症患者可能明显地感到更为轻松自在，甚至他的某些神经症症状还会因此而消失。对于这种反应的观察，以及他有时候似乎故意安排或激发不利事件发生这一事实（只要不是出于无心就好）可能会导致我们作出这样一种假设，即神经症患者的罪恶感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为了消除这些罪恶感而产生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受罚的需要。
因此，似乎有大量的证据，不仅证明了神经症患者心中存在着特别强烈的罪恶感，而且证明了这些罪恶感对其人格会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但我们仍必须追问，神经症患者那些有意识的罪恶感是否确实是真的，而且那些表明无意识罪恶感的存在的症状性态度，会不会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怀疑，是有一些原因的。
就像自卑感一样，罪恶感也根本不是什么不受欢迎的东西，神经症患者根本不想摆脱它们。事实上，他会一直坚持自己有罪过，并且强有力地抵制任何想要把他解脱出来的尝试。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表明在他对于其罪恶感的坚持背后，必定存在着某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就像在自卑感中一样）。
我们还应该将另一个原因谨记于心。真正地对某件事感到后悔或羞耻，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而要向他人表达这种感受则更加痛苦。事实上，与他人相比，神经症患者更不会让自己这么做，因为他害怕遭到别人的非难。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罪恶感，他却非常乐意表达。
而且，自责（我们常常将其解释为标志着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存在着潜在的罪恶感）的特征在于其明显地具有非理性的成分。不仅在他那些具体的自我谴责中，而且在他那些认为自己不配得到任何仁慈、赞扬和成功的弥漫性感觉中，他都很可能走向非理性的极端，从巨大的夸张一直到纯粹的幻想。
另一个表明自责并不一定是真正罪恶感之表现的原因是这一事实，即神经症患者自己在无意识中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是毫无价值的。甚至就在他似乎沉浸于罪恶感的时候，如果他人表现出一种对他这种自责信以为真的倾向，他就可能变得怒不可遏。
后一种观察到的现象构成了最后一个原因，弗洛伊德在讨论抑郁症患者的自责时，曾指出过这一点 [ 注 56 ]：表现出来的罪恶感，与本应随之而来的谦卑感的缺乏之间的矛盾。神经症患者在宣称自己毫无价值的同时，可能会强烈地要求获得他人的关心体谅和崇拜赞赏，而且还会明显地表现出不愿意接受任何一点批评。这一矛盾有可能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个女人对报纸上所报道的每一桩罪行，都会产生一种模糊的罪恶感，甚至会因为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死亡而责备自己，但当她姐姐只不过相当温和地责备她不应该要求太多的关心体谅时，她却突然大发雷霆，以致竟当场昏倒在地。但这种矛盾并非总是如此明显；更多时候，它都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把自己这种自我谴责的态度，误认为一种合理的自我批评态度。他对于批评的敏感，可能会被这样一种信念所掩盖，即只要批评以一种友好的、建设性的方式提出，他就能很好地接受它；但这一信念只不过是一种掩护，而且与事实相矛盾。即使明显是友好的建议，也可能引起他极大的愤怒，因为任何形式的建议，都意味着是对他不够完美的批评。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罪恶感，并检验其真实性，就会明显地发现，大多数看似罪恶感的东西，其实不过是焦虑的表现，或对抗焦虑之防御机制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正常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畏惧神比畏惧人要更为高尚一些，或者，用非宗教的话来说，出于良心而不做某件事，比害怕被逮到而不做某件事，要更为高尚一些。许多丈夫自称对妻子忠诚是因为自己有良心，而实际上不过是害怕自己的妻子罢了。由于神经症中存在着大量焦虑，因此，与正常人相比，神经症患者倾向于更常用罪恶感来掩盖自己的焦虑。与正常人不同的是，他不仅害怕那些可能发生的后果，而且预期那些与现实完全不相称的后果。这些预期所具有的性质，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他可能会对即将发生的惩罚、报复或抛弃产生一种夸张的想法，或者，他的恐惧也可能是完全模糊的。但是不管性质如何，他的恐惧都会在同一点上点燃。对此，我们可以大致地将其描述为对于遭到非难的恐惧；或者，如果这种对于遭到非难的恐惧已构成一种信念，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它描述为一种怕人看穿的恐惧。
对于遭到非难的恐惧，在神经症中十分常见。几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即使他在表面上表现得非常自信，而且对他人的意见漠不关心）都非常害怕遭人非难、批评、指责和被人看穿，或者对于遭人非难、批评、指责和被人看穿高度敏感。正如我已提到过的那样，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将这种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理解为标志着潜在的罪恶感。换句话说，它往往被认为是这种罪恶感所导致的结果。批判性的观察却使得这一结论变得十分可疑。在分析的过程中，患者常常发现很难谈论经历或想法——例如，那些有关死亡愿望、手淫、乱伦愿望的经历和想法——因为他们对这些经历和想法产生了极大的罪恶感，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为此而产生了罪恶感。当他获得了充分的信心来谈论这些经历和想法，并认识到这些经历和想法并没有遭到医生的非难，这些“罪恶感”也就消失了。他们之所以产生罪恶感是因为，由于焦虑，他甚至比他人更依赖于舆论，并因此天真地把其错当成他自己的判断。而且，在他下定决心说出导致这些罪恶感的种种经历后，他这些具体的罪恶感消失了，但他对于遭人非难的一般敏感性却没有从根本上发生任何改变。所观察到的这一现象，使我们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即罪恶感并不是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由于对遭人非难的恐惧在罪恶感的发展以及对罪恶感的理解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将在此处插入一段关于其某些内涵的讨论。
对于遭人非难的过度恐惧，有可能会盲目地延伸至所有人，也有可能仅仅针对朋友——尽管神经症患者通常并不能明确地区分朋友和敌人。一开始，这种恐惧仅涉及外部世界，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始终关涉着他人的非难，但是它也可能内化。而越是发生这种情况，来自外界的非难与自我的非难相比，就越显得不重要。
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有时候，它表现为不断地害怕惹恼他人。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害怕拒绝别人的邀请，害怕提出不同的意见，害怕表达任何愿望，害怕不符合既定的标准，害怕以任何方式惹人注目等。它也可以表现为不断地害怕他人了解自己；甚至当他感觉到他人喜欢自己的时候，也总倾向于向后退缩，为的是避免对方一旦了解了自己就会将自己遗弃。它还可能表现为非常不情愿让他人知道任何关于自己的私事，或对于别人提出的任何有关自己的无伤大雅的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因为他觉得别人提出这些问题，是在企图刺探他的私事。
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是重要因素之一，它使得分析过程对于分析师来说十分困难，而对于患者来说则十分痛苦。尽管每一次分析都有所不同，但所有分析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患者一方面渴望得到分析师的帮助，希望得到分析师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他又必然要反抗分析师，把他视为最危险的入侵者。正是这种恐惧，使得患者的行为表现就好像他是一个站在法官面前的罪犯，而且，就像罪犯一样，他也暗暗下定决心，要否认自己的一切真实想法，并设法把医生引入歧途。
这种态度也可能出现在梦中，可以在梦中表现为被迫供认，而他自己对这种供认却感到十分苦恼。我有一位患者，在我们快要揭开其某些压抑倾向的时候，做了一个在这方面极有意义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有一种不时地在一个梦一般的小岛上寻求庇护的习惯。这个孩子成了岛上某个团体的成员，而这个团体是由一条这样的法律来统治的，即禁止让任何外人知道这座小岛的存在，而且任何可能的入侵者都将被处以死刑。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这个小男孩所深爱着的，并且以某种经过伪装的形式代表了分析师）碰巧发现了通向这座小岛的道路。按照法律，他应该被处死。不过，这个孩子可以救他，只要他发誓永不再回到这座岛上。这是在整个分析中自始至终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冲突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是一种既爱又恨分析师的冲突（因为分析师想侵入那些隐藏着的思想和情感中），一种反映了患者既想保护自己的秘密又必须将其放弃的冲突。
如果这种对于遭到非难的恐惧并非来源于罪恶感，那么，有人可能会问，神经症患者为什么会如此担心被人察觉和遭到非难呢？
引起对遭人非难的恐惧的主要因素在于，神经症患者展示给世界和自己的“面孔”(faade)[ 注 57 ] 与隐藏在这面孔背后的所有受压抑倾向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尽管神经症患者因为不能始终保持一致，因为必须继续所有的伪装而感到痛苦（他所遭受的痛苦甚至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还要大），但他仍然不得不全力保护这些伪装，因为它们是保护自己免受潜在焦虑袭击的堡垒。如果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他不得不加以隐藏的东西，构成了他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些“罪恶感”的消失，并不能使他摆脱恐惧了。事实上，需要改变的东西还有更多。坦白说来，正是他人格中的不真诚，或者更精确地说，正是他人格之神经性部分中的不真诚，造成了他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而他害怕被人察觉的，也正是这种不真诚。
说到其秘密的具体内容，他首先想要隐藏的，乃是通常用攻击性这一术语来加以涵盖的一切总和。人们所使用的这一术语，不仅包括他的反应性敌意——愤怒、报仇、嫉妒、侮辱他人的欲望等——而且还包括他施加在他人身上的一切隐秘要求。鉴于我已经详细地讨论过这些要求，在这里我们只要简单地说一下就够了：他不想自食其力，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相反，他在内心深处始终坚持要依赖他人而生活，不管是通过支配、剥削他人，还是通过感情、“爱”或顺从的方式。一旦有人触及他的敌意性反应或要求，焦虑就产生了，这不是因为他产生了罪恶感，而是因为他发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支持的机会遭到了威胁。
其次，他想隐藏自己的软弱感、不安全感和无助感。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几乎不能坚持自己的权利，想隐藏自己是多么的焦虑。鉴于这一原因，他摆出了一副强有力的面孔。但是，他对于安全的特定追求越是集中在支配他人上，他的骄傲也就因此越与力量概念相关联，那么，他越彻底地瞧不起自己。他不仅感觉到软弱中所存在的危险，而且认为软弱是可鄙的（不管这种软弱是自己身上的，还是别人身上的，都是如此），同时，他还把任何不足都归为软弱，不管这种不足所涉及的是不能做一家之主，不能战胜自己内心的障碍，还是不得不接受他人的帮助，甚至是不能摆脱焦虑。由于他从本质上瞧不起自己内心的任何“软弱”，而且无法自禁地认为他人一旦发现了他的软弱，也同样会瞧不起他，因此他不顾一切地努力隐藏这些软弱。但与此同时他又总是害怕自己迟早会被人看穿，于是焦虑持续不断。
因此，罪恶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自咎，不仅是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而且是对抗这种恐惧的防御措施。它们同时致力于获得安全感和掩盖真实问题这双重目标。而要实现后一目标，要么靠把注意力从应该隐藏的东西上转移开，要么就靠极大的夸张来使其显得不真实。
我将引用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或许可以用作许多情形的例证。有一天，一位患者严厉地谴责自己忘恩负义，谴责自己成了分析师的负担，谴责自己没有充分认识到分析师只收了他很少一点费用就为他治疗的事实。但是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忘了带本来打算在那天付给分析师的治疗费。这只不过是他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一切东西的众多证据之一。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那种过甚其词、大而无当的自咎，具有模糊具体问题的功能。
一个成熟而聪明的女人，因为自己像一个小孩一样地大发脾气而深感内疚。尽管她理智上知道，自己之所以发脾气是因为父母的行为太不近人情了，尽管期间她已经不再相信父母不应该受到指责这种信念，但是，她在这个方面的罪恶感依然非常强烈，以致竟把她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失败，也看做由于她对父母怀有敌意而遭受的惩罚。通过谴责一种婴儿期冒犯，并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她当前不能与男人发生正常性关系，她掩盖了那些实际发挥作用的因素，例如，她自己对男人所怀有的敌意，她由于害怕遭到拒绝而让自己缩在一个壳子里。
这种自咎不仅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而且可以通过说反话的方式来获得正面的安全感。即使不涉及任何局外人，这些自咎也可以通过提高神经症患者的自尊心而使他获得安全感，因为这些自咎意味着他有一种非常敏锐的道德判断，以至于他能够谴责自己身上那些为他人所忽略的过错，因此，这些自咎最终使他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且，这些自咎还能给他带来宽慰，因为它们几乎不涉及他对自己不满的真实问题，从而事实上为这样一种信念留下了一扇暗门，即他毕竟还不算太坏。
在进一步讨论自咎倾向所具有的机能之前，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下避免遭人非难的其他方式。一种与自咎截然相反，但仍然能达到同一目的的防御措施，是通过使自己永远正确或十全十美来防止任何批评，从而不给别人留下任何批评的把柄和理由。在这种类型的防御措施盛行的地方，任何行为（即使是明显错误的行为）都会被机智的诡辩说成正当合理的，这种机智的诡辩是聪明的、经验丰富的律师所应具有的。这种态度有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致使他必须在最为无足轻重、最为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上也要保持一贯正确——例如，在天气问题上要始终保持一贯正确——因为对这种人来说，任何细节上的错误，都可能招来全盘皆输的危险。通常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人不能容忍最为细微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容忍情感方面的不同强调，因为在他的思维中，甚至是最为细微的不同意见，也等同于一种批评。这种类型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虚假适应 (pseudo-adaptation)。在那些尽管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但仍然设法在自己眼中，有时也在周围的人眼中，看起来“正常”和适应良好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虚假适应。在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出错地预言，他对于被人看穿或遭人非难有着一种极大的恐惧。
神经症患者用来保护自己以免遭人非难的第三种方式，是借无知、疾病或无助来寻求庇护。关于这一点，我曾遇到过一个非常明显的病例，那是我在德国治疗过的一个法国女孩。我在前面曾提到过有两个女孩子，因为她们的父母怀疑她们低能而将其送到我这里来，而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最初几周的分析中，我自己也曾对她的心理能力表示过怀疑：她似乎根本就听不懂我所说的一切，尽管她可以很好地听懂德语。我曾试图用更为简单的语言来重复同样的事情，但依然没有任何进展。最后，有两个因素使这一局面豁然开朗了起来。她做了这样一些梦，在梦中，我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一所监狱，要么就像一个正在对她进行体格检查的医生的办公室。这两个梦暴露了她害怕被人看穿而产生的焦虑，她做后一个梦，是因为她对任何体格检查都怕得要死。另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因素是她有意识生活中的一次偶然事件。有一次，她忘了按法律的要求出示护照。最后，当她被带去见政府官员的时候，她假装听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逃过惩罚——她大笑着向我叙述了这件事情。突然，她认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对我用的也是同一种策略，而且动机也是一样的。自此以后，她被证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她一直用无知和愚蠢来作为挡箭牌，为的是逃避被指责、被惩罚的危险。
一般情况下，任何感觉自己是（或者表现得像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被重视、游手好闲的顽童的人，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有些神经症患者始终不变地采取这种态度。或者，即使他们的行为举止不那么孩子气，他们也会拒绝在自己的感觉中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度所具有的机能。那些马上就必须承认自己有攻击性倾向的患者，可能突然就感到很无助，突然表现得像一个小孩子，除了保护和爱以外，什么都不想要。或者，他们会做这样一些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又小又无助，不是缩在母亲的子宫里，就是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在某一既定的情境中，如果无助不能产生效果，或者无法加以运用，那么，疾病就有可能被用来达成同样的目的。疾病可以被用来当作一种逃避困难的手段，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与此同时，它还可以被神经症患者用来作为一道屏障，为的是不让自己认识到：恐惧正使他逃避着不去解决他应该解决的困境。例如，一个与自己上司处得不好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通过发作严重的消化不良来寻求保护。在这样的时刻，这种能力丧失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使得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可以说，它也因此使他不用去认识到自己的怯懦。[ 注 58 ]
避免他人任何非难的最后一种防御措施，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防御措施，是一种受害的感觉。通过感觉受人虐待，神经症患者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些想要利用他人的倾向；通过感觉自己可怜地被人忽视，他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那些想要占有的倾向；通过感觉他人对自己毫无帮助，他就可以使他们看不出自己想要打败他们的倾向。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如此频繁地使用并顽强地坚持这种感觉受害的策略，是因为这实际上是最为有效的防御方法。它使得神经症患者不仅可以免于自责，而且同时可以反过来谴责他人。
现在回到自咎态度上来，除了保护自己以避免遭人非难的恐惧，以及获得正面的安全感之外，这种自咎态度所具有的另一种机能在于，使得神经症患者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必要性，而且事实上它们成了改变的代替品。对于任何人来说，对已经形成了的人格作任何改变，都是极其困难的。但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一任务却双倍的艰难，这不仅因为神经症患者更难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而且因为焦虑使得他的许多态度都成了必需。因此，对于不得不改变这一前景，他是极度害怕的，而且会退缩不前，不让自己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逃避这种认识的方式之一是暗自相信，通过自咎，他就可以“蒙混过关”。这个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观察到。如果有人后悔自己做了某件事情，或者后悔自己没有做成某件事，并因而想要补偿或改变导致这一情形的态度，那么，他就不会让自己沉浸在罪恶感之中。而如果他确实让自己沉浸在了罪恶感之中，就表明他在逃避改变这一困难的任务。悔恨自责确实比作出改变要容易得多。
顺便提一句，神经症患者蒙蔽自己，不让自己看到改变之必要性的另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现有的问题理智化 (intellectualize)。那些倾向于这样做的患者，从获得心理学知识（包括关于他们自身的知识）中获得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仅限于此。这样，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就被他们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以免让自己体验到任何情感上的东西，并因此避免让自己认识到他们将不得不作出改变。这就好像他们一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多有趣啊！”
自咎还可以用来避免谴责他人的危险，因为把罪过放在自己肩上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方式。对于批评和指责他人并因此强化自我谴责之倾向的种种抑制，在神经症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应该予以其更大的篇幅来加以讨论。
这些抑制通常都有一段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如果一个孩子在一种导致恐惧、憎恨并抑制其自发自尊心的氛围中长大，那么，这孩子就会对周围的一切产生深深的谴责感。不过，他不仅不能表现出这些谴责感，而且如果他受到相当大的威胁，他甚至不敢在自己的意识情感中察觉到这些谴责感。这部分是由于一种对于惩罚的单纯恐惧，部分则是由于他害怕失去他所需要的情感。这些婴儿期反应，在现实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因为那些创造此种氛围的父母，由于其自身的神经性敏感而几乎不能接受任何批评。然而，认为父母不会犯错这样一种态度的普遍存在，却可以归因于一种文化因素。[ 注 59 ] 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是以权威性力量为基础的，为了强迫子女服从，父母可能要一直依赖于这种权威性的力量。在许多案例中，仁爱之心 (benevolence) 支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且父母也没有必要强调他们的权威性力量。但是，只要这种文化态度依然存在，它就会以某种方式给这些关系蒙上一层阴影，甚至当它隐入幕后时也是如此。
当一种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之上，批评就倾向于受到禁止，因为它会削弱权威的基础。它有可能会公开地遭到禁止，并通过惩罚来实施这一禁令；或者更为有效的是，这种禁止也可以变得更为默许，并以道德为基础来加以来推行。这样，子女对父母的批评，就不仅会受到父母的个人敏感性的阻止，而且会受到这一事实的阻碍，也就是，后者，即受到认为子女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这种文化态度熏陶的父母，会试图或明或暗地对子女施加影响，使其产生同样的感受。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不那么容易受到恐吓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出某种反抗，但这种反抗反过来又会使他产生罪恶感。而一个更为容易受到恐吓的孩子则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逐渐地，他甚至不敢想象父母也有可能犯错。不过，他感觉到肯定有人错了，并由此得出结论，既然父母始终都是对的，那么错的肯定就是他自己了。不用说，这通常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感的过程。决定这个过程的并非思维，而是恐惧。
通过这种方式，儿童开始产生罪恶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形成了一种在自己身上寻找、发现过错的倾向，而不是冷静地权衡正反两方面，客观地思考整个情形。他对自己的指责可能会使他产生自卑感，而不是罪恶感。不过在自卑感与罪恶感之间，只存在着波动起伏的区别，这完全取决于对在他周围环境中已经成为惯例的道德的或明或暗的强调。一个女孩子若一直都屈居于她的姐姐之下，由于恐惧而屈服于不公平的待遇，并且压抑着自己真正感受到的谴责，那么，她就可能对自己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有根据的，因为她本来就不如自己的姐姐（不如她漂亮，不如她有才气）；或者，她可能认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合理的，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坏女孩。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她都把责备加诸自己身上，而没有认识到自己受到了虐待。
这种类型的反应并不一定会持续存在。如果它没有过于根深蒂固地铭刻在头脑中，如果儿童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或者，如果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欣赏他并在情感上支持他的人，那么，这种反应就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如果这种变化并未发生，那么，这种把谴责他人转化为自我谴责的倾向，就会与日俱增，变得越来越强烈，而不是越来越弱。同时，对世界的不满也会从各种不同的来源迸发，逐渐累积；而对于表现出不满的恐惧也会与日俱增，因为他会越来越害怕被人看穿，而且还会假定他人也像自己一样敏感。
但是，认识到一种态度的历史根源，并不足以解释这种态度。无论从实际的角度还是从动力学的角度考虑，更为重要的问题都是，此时此刻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态度。在神经症患者在批评和指责他人方面所遇到的超乎寻常的困难中，存在着一些决定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他成年后的人格。
首先，这种无能是他不能自发地坚持自己权力的表现之一。为了理解这一缺陷，我们只需要将这种态度与我们文化中的健康人在指责他人和表达对他人之指责方面的感受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一比较，或者更一般地说，与攻击和防御方面的感受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一比较就可以了。正常人在争论中能够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能够反驳他人没有根据的指责、冷嘲热讽或过分要求，能够内在地或外在地抗议他人的忽视或欺骗。如果他不喜欢，且当时的情境允许他这么做的话，他就能够拒绝他人的要求和施舍。如果需要的话，他能够感受到并表达出对他人的批评，能够感受到并表达出对他人的指责。只要他想要这么做，他就可以故意地疏远某个人或者让某个人离开。而且，他能够捍卫自己或主动出击，而不会产生不相称的情绪紧张。同时他还能够在过分的自咎与过分的攻击性（这种过分的攻击性会使他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毫无根据的、强烈的谴责）之间，坚持一条中间路线。因此，只有在这样一些或多或少为神经症患者所缺乏的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采取这样一条幸福的中庸之道，这些条件是：相对地摆脱了弥漫性的无意识敌意，以及一种相对安全的自尊心。
当缺乏这种自发坚持自身权利的能力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产生一种软弱感和无防御感。一个人若知道——或许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只要形势需要，自己就能够主动出击，或者能够自卫，那么，他就是坚强的，同时也能感觉到自己是坚强的。而一个人若记住了这一事实，即自己很可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就是软弱的，而且也能感觉到自己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像电子钟一样准确地记录着我们是由于恐惧还是由于明智而压抑了一场争论，是由于软弱还是由于正义感而接受了他人的指责，即使我们可以成功地欺骗自己有意识的自我。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对于软弱的记录，是产生恼怒的隐秘而不竭的源泉。许多抑郁都是在一个人不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或者不能表达一种批判性意见后开始的。
阻碍对他人提出批评和谴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直接与基本焦虑相关。如果一个人感觉外部世界充满了敌意，如果他对这个世界完全无能为力，那么，任何惹恼他人的冒险行为，都似乎是十足的轻举妄动。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危险似乎更大，而且，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之上，他就越害怕失去那种情感。对他来说，惹恼他人的含义与正常人的理解完全不同。由于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非常脆弱、易碎，所以，他无法相信他人与他的关系能好到哪里去。因此，他觉得，惹恼他们包含有最后决裂的危险；他预感到自己将被他人彻底抛弃，肯定会遭到他人的唾弃和憎恨。此外，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假定他人也像他一样非常害怕被人看穿或遭到批评，因此他总倾向于非常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就像他希望他们也这样对待他一样。他对于谴责他人，甚至是感觉到谴责的极度恐惧，使他陷入了一个特殊的困境之中，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内心充满了被压抑的怨恨。事实上，正如每一个熟悉神经症患者行为的人所知道的，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大量谴责确实会表现出来，有时以隐藏的形式，有时则以公开的、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形式。不过，由于我坚信神经症患者对于批评和指责他人有一种本质的怯懦，因此我们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些谴责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
它们可能会在绝望的压力下表现出来，更为明确地说，是在神经症患者感到他再没有什么东西会因此而失去的时候，是在他觉得不管自己的行为举止如何，都终究会遭到他人拒绝的时候。例如，如果他想要表现得友好和善、体贴细微的特定努力，没有立刻得到回报，或者遭到了拒绝，那么，这种情形就会出现。他的谴责是在一个场景中爆炸性地发泄出来，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取决于他的绝望所持续的时间长短。他有可能在某一次危机中把自己一直以来对他人的怨恨和不满都倾注在他们身上，或者，他的谴责也有可能会持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他说的确实是真心话，而且希望他人能够认真地考虑他所说的话——不过，他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他是多么的绝望，并因此而宽恕他。甚至在没有绝望的情况下，如果这些谴责所涉及的人，是神经症患者有意识去憎恨的，并且也不指望从其身上得到任何好处的人，那么，相似的情形也仍然存在。而在我们马上就要讨论的另一种情形下，真诚这种因素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神经症患者感觉自己正被人看透和遭人指责，或正处于即将被人看透和遭人指责的危险之中，那么，他也可能以多少有些猛烈的方式对他人加以谴责。此时，与遭人非难的危险相比，惹恼他人的危险也许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他感到自己正处在危急关头，并起而反攻，就像一只天性胆小的动物在面临危险时拼死突出重围一样。患者在非常害怕某件事情被揭开，或者，在他们做了某件会遭到非难的事情时，很可能会把猛烈的谴责都发泄到分析师身上。
与在绝望的压力下对他人的指责不同，这种攻击是盲目的。在表达这些攻击的时候，神经症患者并不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进行这些攻击纯粹出于一种需要避开近在眼前的危险的感觉，而不管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尽管这些攻击偶尔也可能包含有某些感觉为真实的谴责，但它们大体上都是夸张的、幻想性的。在内心深处，神经症患者自己都并不相信这些攻击，也并不指望他人把这些攻击当真；而且如果他人信以为真，例如，如果他人就此与他展开一场严肃的争论或表现出受到伤害的迹象，他反倒会感到十分惊讶。
当我们认识到神经症结构中所固有的对谴责的恐惧，此外，当我们认识到应对这种恐惧的方式，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方面的表面现象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神经症患者通常不能表达有正当理由的批评，即便他内心充满了对他人的强烈指责。每一次他丢了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坚信是自己的女佣人偷的，但是，对于她不能按时把饭做好，他却无法谴责她或提出抗议。他表达出的谴责通常都具有一种不现实的性质，不能说到点子上，带有一层虚假的色彩，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或者完全是虚构的。作为患者，他可能会对分析师加以粗野的指责，说分析师毁了他，但是，他却不能对分析师的抽烟嗜好提出真诚的抗议。
谴责的这些公开表现形式，通常不足以释放所有郁积在他心中的怨恨。而要释放这些怨恨，则需要一些间接的方式，这些间接的方式可以让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他的怨恨，而又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表现怨恨。其中有一些是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还有一些则往往从他真正想要谴责的人转移到相对无关的人身上——例如，当一个女人在对丈夫产生怨恨的时候，可能会责骂她的女佣——或者转移到环境或一般的命运上去。这些间接的方式是安全阀门，从本质上说这些间接的方式并不是神经症患者所特有的。神经症患者所特有的用来间接地、无意识地表现其谴责的方式，是以受苦作为其媒介的。通过受苦，神经症患者可以把自己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对象。一位妻子因为丈夫常常很晚回家而生病，这不仅比大吵大闹更有效地表达了她的怨恨，而且还能收获在自己心目中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好处。
受苦如何才能有效地表达对他人的谴责，这要取决于对提出谴责的种种抑制。如果恐惧不是太强烈，受苦就可能会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并伴随着内容笼统的公开谴责：“看你把我搞得多么痛苦。”事实上，这是谴责能够得以表现的第三种条件，因为受苦使得谴责看起来很正当合理。这种方式与用来获得爱的种种方式（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获得爱的方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谴责性的受苦同时也被用作一种想要获得怜悯的托词，以及为了补偿所造成的伤害而想要得到某些好处的敲诈。提出谴责方面所受到的抑制越大，这种受苦就越不会表现出来。这种情形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神经症患者甚至不愿让他人注意到他正在受苦这一事实。总而言之，在神经症患者表现他正在受苦的种种方式中，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变化形式。
从各个方面向他袭来的恐惧，使神经症患者总是在谴责他人和自咎之间摇摆不定。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结果，是神经症患者产生了一种持久的、无望的不确定感，老是搞不清自己批评他人，或者认为自己受到了虐待对不对。他根据经验记得或知道，通常情况下，他对他人的指责都是没有现实根据的，而是由他自己的种种非理性反应所引起的。这一认识也使他难以辨认出他自己是否真的受到了虐待，从而使他不能在需要的时候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
观察者往往倾向于把所有这些表现，都接受为或解释为特别强烈的罪恶感的表现。这并不是说观察者是一位神经症患者，不过，它确实意味着他与神经症患者的思维和情感都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为了理解决定我们对待罪恶感的态度的文化影响，我们不得不考察各种历史的、文化的和哲学的问题，而这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但即使完全忽略这些问题，我们也至少需要提一下基督教思想对道德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罪恶感的讨论，可以非常简略地总结如下。当一位神经症患者谴责自己或表现出某种罪恶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罪恶感”，而应该是“这种自咎态度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机能”。我们已发现的主要功能有：表现其对于遭人非难的恐惧，防御这种恐惧，以及避免谴责他人。
当弗洛伊德和大多数追随他的分析师都倾向于把罪恶感视为一种终极的动机时，他们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弗洛伊德承认罪恶感来源于恐惧，因为他假定，恐惧促成了“超我”的产生，而超我又导致了罪恶感；不过他倾向于认为，良心的要求与罪恶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作为最后的动因而发挥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使在我们学会了用罪恶感来对良心的压力作出反应，并接受了道德标准之后，隐藏在这些罪恶感背后的动机——尽管它有可能仅以微妙、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却仍然是对后果的直接恐惧。如果我们承认，罪恶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动机力量，那么，就有必要修正某些精神分析理论了，这些理论是以这一假定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即罪恶感——特别是那些具有一种弥漫性特征的罪恶感，弗洛伊德曾尝试性地称之为无意识罪恶感——在神经症产生的过程中具有首要的重要性。我将只提一下这些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三种：关于“消极治疗反应”的理论，该理论主张，患者由于其无意识罪恶感而宁可继续生病；关于超我是一种内部建构的理论，它将惩罚施加在自我之上；以及关于道德受虐欲的理论，该理论将自我施加的痛苦解释为一种想要获得惩罚的需要所导致的结果。[ 注 60 ]；关于超我是一种内部建构的理论，它将惩罚施加在自我之上；以及关于道德受虐欲的理论，该理论将自我施加的痛苦解释为一种想要获得惩罚的需要所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