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方式，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它们可能凭借继承权而得来，也可能由个体所拥有的，并且为他所处的文化群体所赞赏的某些特质，如勇气、机智、治疗疾病的能力、与超自然力量交流的能力、头脑的灵活多变等而得来。它们还可能通过非凡的或成功的活动而获得，在某些既定特质的基础上，或借助于偶然的环境机遇而获得。在我们的文化中，地位和财富的继承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权力、声望和财富这些东西必须通过个体自身的努力去获得，那么他就不得不与他人进行竞争性的斗争。这种竞争以经济为中心，辐射到其他所有活动之中，并且渗透进爱情、社会关系以及游戏之中。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竞争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它在神经性冲突中始终占据着核心的地位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神经性竞争在三个方面与正常竞争不同。首先，神经症患者总是不断地拿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衡量，甚至在根本无须如此的情境中也是如此。尽管在所有的竞争情境中，努力超过他人都是最为根本的，但是，神经症患者却总是拿自己与那些根本不可能成为自己潜在竞争对手的人，以及那些和自己没有共同竞争目标的人进行对比衡量。他会不加分辨地把诸如谁更聪明、谁更有吸引力、谁更受公众欢迎这样的问题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他对于人生的感受，可以与赛马中一个骑手的感受相比较，对于骑手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这就是能否超过其他人。这种态度必然会使他对任何事业都丧失真正的兴趣，或者兴趣受到损害。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他所做事情的内容，而是通过这件事他可以获得多大的成功、效果和声望。神经症患者可能可以意识到自己老爱拿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衡量的态度，也可能只是机械地这样做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几乎从未充分地意识到这种态度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

神经性竞争与正常竞争的第二点不同在于，神经症患者的野心不仅是要比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比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且是要使自己显得独一无二、卓尔不群。尽管他可能会以比较级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但是他的目标却始终是最高级的。他可能完全意识到了自己正受到这种不屈不挠的野心的驱使。不过，更为常见的是，他要么完全压抑了自己的这种野心，要么部分地掩盖了这一野心。举例来说，在后一种情形下，他可能相信，自己所关心的并不是成功，而只是他正为之奋斗的事业；或者，他可能相信，自己并不想成为舞台上的焦点，而只想在幕后做些打杂的工作；或者，他也可能承认自己曾经在人生中某一个时期确实很有野心——那个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小男孩，就会幻想有朝一日成为基督或第二个拿破仑，或者幻想着把整个世界从战争中拯救出来；如果是一个小女孩，就会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嫁给威尔士亲王——但是他会宣布说，从那以后，他的野心就完全消逝了。他甚至可能会抱怨说自己现在非常缺乏野心，以至于他希望能够再有一点过去的野心。如果他完全压抑了自己的野心，就很可能会坚信，自己从来就与野心完全无缘。只有当某些保护性的岩层在精神分析师的发掘下发生松动以后，他才会回想起自己曾经有过一些宏伟夸张的幻想，或者有过一些在头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例如，希望自己是所属领域中最出类拔萃的人，或者认为自己特别聪明、特别英俊），或者曾经因为任何一个女人居然会爱上他周围的其他男人而感到十分惊奇，甚至回想起来还十分怨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意识不到野心在自己的反应中所发挥的强大作用，因此他并不认为这些念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有时候，这样一种野心会集中于一个特定的目标上：智力、魅力、某些成就或某种德性。但是，也有一些时候，这种野心并不集中于某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是蔓延至该个体的所有活动中。他不得不在他所涉足的所有领域中都成为顶尖高手。他可能同时想要自己既成为一个了伟大发明家，又成为一个杰出的医生，还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音乐家。而一个女人可能不仅希望自己在特定的工作领域中出类拔萃，同时还希望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一个衣着最入时的女人。这种类型的青少年则可能发现自己很难选择或投身于任何一种职业生涯，因为选择一种就意味着放弃另一种，或至少要放弃部分最喜爱的兴趣和活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同时精通建筑学、外科学和小提琴演奏的确可谓困难重重。这些青少年还可能会抱着许多过分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开始自己的工作：他们希望自己绘画像伦勃朗 (Rembrandt)，写剧本像莎士比亚 (Shakespeare)，刚开始在实验室工作就能够准确无误地计算血球的数目。由于他们过分的野心导致他们产生过大的期望，而他们根本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很容易灰心失望，并很快就放弃自己原来的努力，开始另起炉灶。许多很有天赋的人在其整个一生中就是这样分散了自己的精力。他们的确具有巨大的潜能，本可以在各个领域中取得某种成就，但是由于对所有领域都感兴趣，并最终对所有领域都产生野心，因此，他们不可能始终如一地追求任何一个目标；最终，他们一事无成，让大好的才能付诸东流。

无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野心，他们对于野心所遭到的任何挫折都十分敏感。他们甚至将一次成功，感受成一种失望，因为这次成功没有达到自己很高的期望。例如，一篇科学论文或一本专著所取得的成功，如果不能一鸣惊人，取得非凡成就，而仅仅是引起了有限的兴趣，就仍然会使他感到失望。这种类型的人在通过了一场很难的考试后，可能会因为他人也同样通过了这一场考试而认为这算不上什么成功。这种总是感到失望的倾向，是这种类型的人不能享受成功喜悦的原因之一。至于其他的原因，我将在后面加以讨论。自然，他们对任何批评也都极为敏感。许多人在写了第一本书或画了第一幅画以后，就再也写不出书或画不出画了，因为即使是受到温和的批评也会使他们深感沮丧。许多潜在的神经症患者，往往都是在遭到上司批评或遭到失败的时候，显现出最初的症状来的，尽管这些批评或失败本身微不足道，或者无论如何也不足以造成精神方面的障碍。

神经性竞争与正常竞争的第三点不同在于神经症患者这些野心中所隐含的敌意，即他那种“只有我才是最美丽、最能干、最成功的人”的态度。敌意是每一种强烈竞争中所固有的，因为一个竞争者的胜利即意味着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事实上，在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存在着非常多具有破坏性的竞争，以至作为一种独立的特征，我们不愿意说它是一种神经症的特征。它几乎是一种文化的模式。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竞争的破坏性影响比建设性影响更为强大：对他来说，看到他人失败比自己取得成功要更为重要一些。更确切地说，具有神经性野心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是这样的——对他来说，击败他人比自己取得成功更为重要。实际上，对他来说，他自己的成功乃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但是，由于他对成功有着强烈的抑制——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看到——所以唯一对他开放的路径乃是成为优胜者，或至少感觉比他人优越：拉下他人，使他人降低到自己的水平，或干脆将他人踩在自己的脚下。

在我们文化的竞争性斗争中，试图损害竞争者，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荣誉，或减少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往往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神经症患者却为一种盲目的、不加区分的、强迫性的冲动所驱使，拼命地去诋毁他人。即使他知道他人不会对自己有任何实际的伤害，或者甚至他人的失败明显与自己的利益相左，他也仍然有可能这么做。他的这种感觉可以用语言清晰地描述为这样一种信念，即“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而这不过是“只有我才会成功”这一观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他的这些破坏性冲动背后，可能存在着很大的情绪强度。例如，一个正在写剧本的人，当听说他的一个朋友也正在写剧本时，竟突然陷入一种盲目的愤怒中。

我们在许多关系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想要击败或挫败他人努力的冲动。一个具有过分野心的儿童，可能会受到一种想要挫败父母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的愿望的驱使。如果父母硬要他注重行为举止，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他就会使自己的行为在社会上臭名远扬。如果父母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他的智力发展上，他就可能发展出对学习的非常强烈的抑制，以致使自己看起来就像一个白痴。我记得曾经有两个小患者，他们的父母怀疑他们智力发育不全而将他们带到我这里来，但后来却证明这两个孩子非常有能力，极为聪明。他们想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分析师的企图，也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受到一种想要挫败父母的愿望的驱使这一事实。这两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长时间假装听不懂我所说的一切，这样我便不能很有把握地对她的智力状况下判断，直到最后我发现，她一直在对我玩她用来对付父母和老师的同一种把戏。这两个孩子都有极强烈的野心，但是在治疗的最初阶段，这种野心完全被淹没在了破坏性的冲动之中。

同样一种态度也可能会出现在课堂上或接受任何一种治疗的过程中。在上课或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从中获得好处乃是个人的利益所在。但是，对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来说，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他内心的竞争性心理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挫败教师或医生的努力，或者是阻碍他们，不让他们取得可能取得的成功。如果他仅仅通过证明他人不可能在他自己身上取得任何成功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他就会宁愿付出甚至像继续生病或永远无知这样的代价，并因此向他人证明，他们也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我们无需补充这一点，即这一过程是无意识进行的。在这个人的意识中，他会确信，事实上这个教师或医生非常无能，或者不是教他学习或给他治病的合适人选。

因此，这种类型的患者可能会不同寻常地害怕医生成功地治愈他的病。他会不遗余力地想要挫败分析师的努力，即使这样会明显地挫败他自己的目的，他也在所不惜。他不仅会误导分析师或者不给他提供某些重要的信息，而且，只要他有可能做到，他甚至会始终保持原状或戏剧性地使病情加重。他不会告诉分析师他的病情有任何好转；或者，即使他告诉了分析师，也显得非常勉强，或者以一种抱怨的方式来告诉分析师；又或者，他会把自己病情的好转或洞见方面的任何收获，归因于某个外在因素，如气温的变化、服用阿司匹林这一事实、读了某一本书等。他绝不会遵照分析师的任何指示，并因此试图证明分析师是明显错误的。或者，他会把原先曾粗暴地加以拒绝的分析师的建议，说成他自己的一个发现。后面这种行为，我们也经常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观察到；它构成了无意识剽窃的心理动力，许多关于优先权的战争，都有着这样一个心理学基础。这样一种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想法，即不是他，而是别人具有一种新思想。对于任何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建议，他都会坚决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会讨厌或拒绝一部电影或一本书，如果推荐这部电影或这本书的人是他当时正与之竞争的人的话。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当所有这些反应经分析师的精辟阐释而接近意识水平的时候，神经症患者就可能会爆发出公开的愤怒：他可能会产生想要砸烂办公室里的某样东西，或对分析师恶语中伤的冲动。或者，在某些问题得以澄清以后，他就会立刻指出，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即使他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好转，而且理智上也承认这一事实，但是他仍然不让自己产生任何感激之情。在这种不知感激的现象中还包含着其他的因素，例如害怕承担偿还别人恩惠的义务；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则往往是由于不得不把某件事件归功于某人而在神经症患者心中产生的屈辱感。

与这种想要挫败他人的冲动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极大的焦虑，因为事实上神经症患者会下意识地假定他人在遭到挫败后也会像自己一样，感觉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并怀恨在心。因此，他总是对伤害他人焦虑不安，并且通过始终相信和坚持这一切事实上都是合情合理的，而尽力不让自己意识到这种想要挫败他人的倾向。

如果神经症患者持有一种强烈的诋毁他人的态度，就难以形成任何积极的意见，就很难采取任何积极的立场，或者作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决定。一种关于某人或某事的积极意见，也许会由于任何人提出的最为微不足道的评论而消散，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就会激发起他的诋毁冲动。

对于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神经性追求中所包含的所有这些破坏性冲动，都会加入到竞争性斗争中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发生的普遍竞争性斗争中，甚至正常人也有可能表现出这些倾向；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冲动本身却变得非常重要，即使它们有可能会给他带来不利和痛苦。对他来说，这种侮辱他人、剥削他人或欺骗他人的能力，已经成为一种优越的胜利，而如果他失败了，那就是一种失败。神经症患者因不能捉弄他人而产生的大多数愤怒，都来源于这样一种失败感。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如果弥漫着一种个人主义的竞争精神，它就必然会损害两性之间的关系，除非严格地将男人的生活领域与女人的生活领域分离开来。但是，神经性竞争，由于其所具有的破坏性，甚至可能会比一般的竞争造成更大的破坏。

在恋爱关系中，神经症患者想要挫败、征服、侮辱对方的神经性倾向起了重大的作用。性关系成了一种征服、贬低对方或被对方征服、贬低的手段，而这一性质显然与性关系的本性完全相悖。通常情况下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弗洛伊德曾经将这种情形描述为男人恋爱关系中的分裂：一个男人在性方面可能只受到那些低于其标准的女人吸引，而对于他所深爱、钦佩的女人却既没有任何性欲，也没有任何能力。对这样一种人来说，性交不可分割地必然与侮辱倾向联系在一起，因此，一旦面对他所爱慕的女人或他可能爱慕的女人，他就会立刻压抑住自己的性欲。这种态度通常可以追溯到他母亲身上，他曾感到受到母亲的侮辱，而且他也希望以侮辱她作为回报，但是，由于恐惧，他将这种冲动隐藏到了一种夸张的忠诚背后——这种情形通常被描述成一种固着 (fixation)。在往后的生活中，他发现可以通过把女人分成两种类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对自己所爱的女性残留的敌意，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以挫败她们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果这种类型的男人与一位地位与他平等或地位比他高的女人，或者人格魅力与他一样或比他更有魅力的女人建立关系，那么，通常情况下他不是为她感到骄傲，而是隐隐地替她感到羞耻。他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这种反应而感到极为困惑，因为在他的意识思维里，他并不认为女人一旦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就会失去其价值。他并不知道的是，他想要通过性交来贬低女性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情感上认为，女性在发生性关系后就变成了一种可鄙的尤物。因此，他为她感到羞耻，乃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反应。同样，女性也可能会非理性地为自己的情人感到羞耻，表现为不想被人看见他俩在一起，或对他的良好品质熟视无睹，因此，她对他的欣赏远不如他实际应得的欣赏。精神分析表明，女性也具有同样的贬低对方的无意识倾向。[ 注 53 ] 通常情况下，她对女性也有这些倾向，但由于某些个人的原因，这些倾向更多地集中在她与男性的关系中。造成这一情形的个人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对某个受偏爱的兄弟的仇恨，对软弱父亲的蔑视，确信自己缺乏魅力并因而预期自己会受到男人的拒绝。同时，她也可能会对其他女性感到极为恐惧，以致不敢表现出自己对她们的侮辱倾向。

女性和男性都可能会充分地意识到自己想要征服和侮辱异性的意图。一个女孩可能会抱着这样一种坦率的动机——要置那个男人于她的股掌之中——而开始谈恋爱。或者，她也有可能故意诱惑男性，而一旦对方回之以感情，就立刻将其抛弃。不过，通常情况下，这种想要侮辱他人的欲望也不是有意识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这种欲望可能会以各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它可能表现为强迫性地嘲笑男人的求爱。或者，它也有可能表现为性冷淡，她以此来向男人表明，他不可能使她满足，从而成功地侮辱了他，尤其是如果他本身就对女性的侮辱怀有一种神经性恐惧，就更是如此。与这种现象相反的——往往见之于同一个人身上——是一种认为性关系让自己受到虐待、贬低以及侮辱的感觉。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感到性关系对自己而言是一种侮辱乃是一种文化模式；只有当这种关系被合法化和合乎性冷淡的礼节时，这种感觉才会被冲淡。最近三十年来，这种文化影响已经日益削弱，但它依然相当强大，足以用来解释这一事实，即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感到性关系伤害了自己的尊严。这也可能导致性冷淡，或者导致完全避免与男性接触，而不管她内心是多么渴望与男性接触。这种女性可能通过受虐幻想或反常，而从这种态度中获得一种继发性满足，但她依然会由于对侮辱的预期，而对男性产生一种巨大的敌意。

一个对于自己的男性气概极不确信的男子，通常很容易怀疑自己之所以被女性接受，仅仅是因为这个女人需要获得性满足，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她是真的喜欢他也是枉然。因此，他会由于这种被虐待的感觉而产生一种怨恨。或者，一个男人也可能把女性的缺乏反应，视为一种不可忍受的侮辱，因而过于渴望她能够获得满足。在他自己看来，这种极大的关注似乎是一种体贴。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却可能十分粗鲁，丝毫也不懂得体贴。因此，这就表明，他对于女性是否获得满足的关注，仅仅是他为避免自己感觉受到侮辱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手段。

有两种主要的方式可以用来掩盖这种想要贬低或挫败他人的冲动：一种是通过钦佩的态度来将其掩盖，另一种则是通过怀疑的态度来使其理智化。当然，怀疑态度可能是理智上所存在的不同意见的真正表现。只有明确地将这些真正的怀疑排除出去，我们才有理由去寻找那些隐藏着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隐藏得一点儿也不深，以至于只要简单地质问这些怀疑的合理性，就可能会导致焦虑的发作。我有一位患者，每次交谈都要粗鲁地将我贬低一番，尽管他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当我只不过是问他是否真的相信他对于我在某些问题上的能力的怀疑时，他的反应是，立刻陷入了一种严重焦虑的状态。

当这些想要贬低或挫败他人的冲动被一种钦佩态度掩盖起来时，其过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那些在内心深处隐秘地想要伤害和藐视女性的男人，可能在他们的意识思维中把女性当成地位很高的崇拜偶像。而那些总是无意识地想要挫败和侮辱男性的女人，则可能喜欢英雄崇拜。与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一样，在神经症患者的英雄崇拜中，也可能存在着一种真正的价值感和伟大感，但神经症患者的态度的特征在于，它乃是两种倾向的妥协：一种是对于成功的盲目崇拜，而不管其价值何在，因为他自己就有这方面的愿望；另一种则是他针对成功者的破坏性愿望的伪装。

一些典型的婚姻冲突，就可以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冲突往往更多地涉及女性，因为男人有更多获得成功的外界刺激，而且，他也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假定有这样一个属于该英雄崇拜类型的女人，她因为一个男人已经取得的或者可能取得的成功吸引了她，而嫁给了他。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妻子通常会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丈夫所取得的成功，因此，只要这种成功继续下去，就会给她带来某种满足。但她却陷入了一种冲突的情境中：她因为丈夫的成功而爱他，同时，她又因为他的成功而恨他；她想破坏他的成功，但却又不能这样做，因为她想要通过分享而替代性地享受这种成功。这样一位妻子，可能会通过铺张浪费来威胁丈夫的财产安全，可能会用削弱性的争吵来破坏丈夫的平静，也可能会以一种暗中为害的贬低态度来破坏丈夫的自信心，从而泄漏出她想要破坏丈夫所取得的成功的愿望。或者，她可能会通过无情地驱使他努力向前，以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而丝毫不考虑他自身的幸福，来表现她的那些破坏性愿望。一旦出现任何失败的迹象，这种怨恨就有可能变得更加明显。而且，尽管当丈夫成功的时候，她可能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一个挚爱丈夫的妻子；现在，她则会转而反对她的丈夫，而不是帮助他、鼓励他，因为那种只要她能够分享丈夫的成功就会被掩盖起来的复仇心理，一旦丈夫表现出任何失败的迹象，就会公开表现出来。所有这些破坏性活动，都可能在爱和钦佩的伪装下进行。

我们可以用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即爱是怎样被用来补偿源于野心的挫败性动机的。有一个女人素来独断独行，精明能干，事业成功。结婚之后，她不仅放弃了她的工作，而且形成了一种依赖的态度，似乎完全放弃了她过去的野心——我们可以更为恰当地将所有这一切描述为“成为真正的女人”。通常情况下，她的丈夫会感到失望，因为他原本指望找一个出色的伴侣，结果却发现妻子并不与他合作，而只是把她自己放在他的羽翼之下。一个经历此种变化的女人，往往对自己的潜能产生了神经性的担忧。她隐约地觉得，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或至少是她觉得具有成功才能的男人，对于实现自己的野心——或仅仅是获得安全感——来说，要比个人奋斗更为可靠。到此为止，这种情境还并不一定会引起障碍，反而可能会令人满意地将其解决。但是，这个患有神经症的女人却往往在内心深处拒绝放弃自己的野心，对丈夫充满了敌意，而且常常会根据非好即坏 (all-or-nothing) 的神经性原则，陷入虚无感之中，最终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如我前面所说，这样一种类型的反应更常见于女性而不是男性的原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情境中找到，这种文化情境把成功标志为男人的领域。下面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为什么说这种类型的反应并非一种固有的女性特质，即如果情形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女人碰巧比自己的丈夫更为聪明、更为强大、更为成功，那么，男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作出反应。由于我们的文化坚信除了爱情以外，男人在一切方面都比女人优越，因此，这样一种态度在男人身上就较少用钦佩来加以伪装；它通常比较公开地表现出来，并对女人的兴趣和工作造成一种直接的破坏。

这种竞争精神不仅会影响男女之间现有的关系，甚至还会影响到伴侣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幅放大了的画面而已，这个画面在一种竞争性文化中通常被认为是正常现象。正常情况下，对伴侣的选择通常是由对声望或财富的追求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性欲领域之外的动机决定的。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决定作用有可能是压倒一切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优势、声望、支持的追求，比一般人更具强迫性，更不屈不挠；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与他人的个人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已经过于恶化，以至于他无法作出恰当的选择。

破坏性竞争可以通过下列两种方式来加剧同性恋倾向：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动力，使人完全不与异性接触，为的是避免与匹敌者进行性竞争；第二，它所引起的焦虑需要释放出来，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对安全感的需要，通常是紧紧抓住同性伴侣不放的原因所在。在分析的过程中，如果患者和分析师是同一性别，那么，我们通常可以观察到破坏性竞争、焦虑以及同性恋动机之间的联系。这样的患者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一味地夸耀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并且会贬低分析师。一开始，他采取了伪装得很好的形式来这样做，以致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接着，他会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态度，但这依然与他的情感相分离，他仍然意识不到是一种多么强大的情感在后面推动它。之后，当他逐渐地开始感觉到他针对分析师的敌意所产生的影响，并与此同时开始越来越感到不安——同时伴随着焦虑梦、心悸和烦躁不安——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分析师拥抱了他，同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想要与分析师有某种亲密接触的幻想和愿望，从而表明了他想要缓解焦虑的需要。在患者最终能够如实地正视他自己的竞争性问题之前，这一连串的反应可能会多次反复出现。

因此，简而言之，钦佩或爱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来补偿那些想要挫败他人的动机：不让自己意识到那些破坏性冲动；通过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制造一种无法超越的距离，从而完全消除竞争；替代性地享受成功，或分享成功；谋求竞争对手的好感，并以此避开他的报复。

尽管这些关于神经性竞争对两性关系之影响的论述还远远达不到详尽无疑，但也足以表明，它是如何导致两性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这种竞争（这种竞争削弱了获得和谐两性关系的可能性）同时又正是焦虑的来源，并因而使人更加渴望获得和谐的两性关系，因此，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