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分析师，在每一次单独的分析中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在每一个患者身上，他都会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正面临着种种难以辨认并且更难以解释的态度，以及那些一眼难以看透的反应。回顾我们在前面章节所描述过的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复杂性，回顾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因素，这种多样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人在遗传方面的种种差异，以及他在一生中所经历的体验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儿童期的体验，使得这些所涉及因素的建构表现出似乎无限的多样性。

但是，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的那样，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个体差异，但导致一种神经症形成的那些关键性冲突，实际上却始终是相同的。一般来说，这些冲突乃是我们文化中的那些健康人也同样要遭遇的。我们不可能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这种观点可以说是陈词滥调，但再重复一遍也许仍然有用。许多读者在面对他们从自己经验中辨认出来的种种冲突和态度时候，可能会自问：我是不是神经症患者？最有效的判断标准是，个体是否感到这些冲突已成为他的障碍，是否能够正视这些冲突并直接地加以应对。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受到正常人也同样遭受的（程度轻微一些）潜在冲突的驱使，就不得不再次面对我们一开始就曾提出的那个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哪些条件导致了这一事实，即神经症围绕的恰好是我已描述过的这些特定的冲突，而不是别的冲突？

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仅作了有限的思考。他所坚持的生物学取向的反面，就是社会学取向的缺乏，因此他倾向于把社会现象都主要归结为心理因素，同时又把这些心理因素主要归结为生物因素（力比多理论）。这种倾向已经使得许多精神分析研究者相信，如战争是由死亡本能的作用所导致，我们当前的经济体系根源于肛门—性欲驱力 (anal-erotic drives)，而机器时代之所以没有在两千年前出现，其原因可以从那个时期的自恋倾向中去寻找。

弗洛伊德认为，一种文化并非复杂社会过程的产物，而主要是生物驱力的产物，这些生物驱力或受到压抑，或得以升华，其结果就是反应形成 (reaction formations) 在此基础之上得以建立。对这些驱力的压抑越完全，文化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由于升华的能力有限，再加上对原始驱力的强烈压抑（没有升华）有可能会导致神经症，所以，文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必然暗示着神经症的产生。神经症是人类为了文化的发展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潜藏于这一思想链条之下的含蓄的理论预想是，相信存在着由生物性决定的人性，或者更确切地说，相信口唇、肛门、生殖器和攻击性驱力以大致相等的量存在于所有人类身上。因此，就像文化之间的差异一样，个体之间在性格形成方面的差异，也是由于所需压抑的不同强度，以及额外的限制条件，即这种压抑会以不同的程度对不同种类的驱力产生影响。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发现，并没有证实文化发展的高度与性驱力或攻击驱力的压抑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直接的关系。这一错误主要在于，它假设的是一种量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质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压抑的量和文化的量之间的关系，而是个体冲突的质和文化困境的质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忽视量的因素，但是，只有在整个结构的背景中才能对其加以评价。

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反映在每一个个体生活的那些冲突之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形成。由于我不是社会学家，因此，我将仅仅简略地指出那些与神经症和文化问题有关的主要倾向。

从经济学方面看，现代文化是建立在个人竞争原则基础之上的。孤立的个体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斗争，不得不超越他们，而且通常情况下，还不得不将其排挤到一边。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种情境所造成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弥漫性的敌意张力。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人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间非常明显，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地追求公平合理，或者多么努力地试图用彬彬有礼的体贴周到来加以掩饰。不过，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竞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进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竞争已经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它渗透进了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中，而且，不管竞争的焦点是声望、才能、魅力，还是其他任何社会价值，它都会极大地降低建立可靠友谊的可能性。同样，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它还会干扰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表现在与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进了学校生活。而且，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它渗透进了家庭情境，因此，儿童通常从一开始就被注射了这种“病菌”。父亲与儿子、母亲与女儿，以及子女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而是人类对受文化制约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看到了竞争在家庭中所发挥的作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以及其他假说都表现了这一点。不过，我们必须补充一下，这种竞争本身并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特定文化条件的产物；而且，家庭情境并不是激起竞争的唯一情境，从摇篮到坟墓（即从生到死），竞争性刺激都在积极地发挥其作用。

人与人之间这种潜在的敌意张力，会导致人不断地产生恐惧——对他人潜在敌意的恐惧，这种恐惧又因为害怕自己的敌意会遭到他人的报复而加强。在正常人身上，恐惧的另一个重要根源是对于失败的预期。对失败的恐惧是一种现实的恐惧，因为一般说来，失败的可能性要比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而且，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失败即意味着要遭受一种实际的挫折。失败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不安全，而且意味着声望的丧失，以及情绪方面所遭到的各种挫折。

成功如此令人神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对我们的自尊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他人会根据我们所取得的成功程度来评价我们，而且，不管愿不愿意，我们自己也会遵循同一种模式来进行自我评价。按照现存的意识形态，成功来源于我们自身内在的功劳，或者，用宗教的话来说，是上帝恩赐的一个明显迹象；实际上，成功要取决于一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偶然发生的事件、狂妄，等等。尽管如此，在现存意识形态的压力下，甚至最为正常的人也被迫觉得，成功的时候，他就有一定的价值，而如果失败，他就一钱不值。不用说，这为自尊搭建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基础。

从心理学方面看，所有这些因素一起——竞争及其所导致的同胞之间的潜在敌意、恐惧、降低了的自尊——导致个体感觉他是孤独的。即使他与他人有很多的接触，即使他的婚姻美满，他在情感上也仍然是孤独的。对于任何人来说，情感孤独都是很难忍受的；而如果这种孤独与忧虑，以及对自我的不确定相一致，就会成为一场灾难。

在我们时代的正常人身上，正是这种情形，激发了一种用爱来作为补偿的强烈需要。爱的获得使他感到不那么孤独、不那么受到敌意的威胁，对自我也不那么不确定。由于爱相当于一种生命攸关的需要，因此，它在我们的文化中受到过高的评价。它成了一种幻象——像成功一样——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即它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爱本身并不是一种错觉——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往往是一种掩饰，用来满足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但是，由于我们对爱的期望比它可能实现的要高得多，因此，爱被弄成了一种错觉。我们的意识形态对爱的强调，掩盖了那些导致我们对爱产生过分夸大的需要的种种因素。因此，个体——我所指的依然是正常的个体——陷入了需要大量的爱但又发现很难获得爱这样一种困境之中。

到此为止，这种情形体现了神经症得以发展的肥沃土壤。影响正常人的文化因素——它们导致他产生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潜在的敌意张力、忧虑、含有恐惧和敌意的竞争、增强的对于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的需要——同样也对神经症患者产生影响，只不过程度更高一些而已，而且在他身上，同样的结果也不过是更加严重了而已——自尊的崩溃、破坏性、焦虑、带有焦虑和破坏性冲动的越来越强烈的竞争，以及对爱的过度需要。

如果我们还记得，每一种神经症中都存在着神经症患者无法调和的矛盾倾向，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中难道就不存在一些同样的明确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典型神经症冲突的基础？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对我来说，只要简单概要地指出一些主要的矛盾倾向，就够了。

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矛盾，是竞争和成功与兄弟之爱和谦卑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鞭策我们走向成功，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要武断自信，而且还必须富有攻击性，能够把他人推到一边，不挡自己的道。另一方面，我们又被基督教理想深深浸透了，基督教理想宣称，为自己索求任何东西都是自私的，我们应该谦卑、忍让、屈服。对于这一矛盾，在正常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认真对待其中一种追求，而放弃另一种；二是同时认真对待这两种追求，其结果是个体在这两个方向上都产生严重的抑制。

第二个矛盾是，我们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与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实际挫折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的需要不断地受到诸如广告、“炫耀性消费”，以及“向他人看齐”的理想等手段的刺激。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需要的实际满足会受到严密的限制。对个体来说，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后果，乃是他的欲望与其实现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

第三个矛盾存在于所谓的个体自由与他实际所受到的所有限制之间。社会告诉个体，他是自由的、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自己的生活；“生活的伟大竞技”(the great game of life) 正向他敞开，如果他有能力，精力充沛，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有限的。人们一直开玩笑说的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就可以很合理地将其推广到整个生活领域——选择和成就一项职业，选择娱乐消遣的方式，选择伴侣。对个体来说，由此产生的结果，乃是在以下这两个方面之间摇摆不定，他一方面感到自己在决定自身命运方面拥有无限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又感到完全的无助。

这些植根于我们文化的矛盾，正是神经症患者拼命想要调和的冲突：他的攻击倾向与屈服倾向之间的冲突，他过多的要求与对于一无所获的恐惧之间的冲突，他为自我扩张而付出的努力与他的个人无助感之间的冲突。这些与正常人的差异仅仅是量的差别。正常人能够应对这些困境，而不会损害自己的人格；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有这些冲突都非常强烈，以至于不可能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

那些可能成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似乎以一种着重强调的方式体验到了这些由文化决定的困境（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儿童期经历为中介的），而且他最终要么不能解决这些困境，要么只能以自己的人格为巨大代价来解决这些困境。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文化的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