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爱的追求是频繁地被用来对抗焦虑以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是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追求。

可能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将权力、声望以及财富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来加以讨论。详细说来，一个人的主要倾向是追求其中的这个目标还是那个目标，必定会对人格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神经症患者对于安全感的追求中，究竟哪一个目标是主要的目标，这一点不仅取决于个体在天赋以及心理结构方面的差异，同时还取决于外部的环境。我将它们作为一个统一体来加以讨论，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而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将它们与对爱的需要区别了开来。赢得爱意味着通过加强与他人的接触来获得安全感，而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追求则意味着通过减少与他人的接触，并通过加强自己的地位来获得安全感。

当然，就像想要获得爱这种愿望本身不是一种神经性倾向一样，想要支配他人、赢得声望以及获得财富的愿望本身也并不是一种神经性的倾向。要理解这个方面的神经性追求的特征，我们应该将其与正常的追求作一比较。例如，在正常人身上，权力感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意识到了自身优越的力量，而不管这种优越的力量是身体的力量或能力、心理的力量，还是成熟或智慧。或者，他对于权力的追求也可能与某一特定的原因有关：家庭、政治团体或职业团体、祖国、某种宗教理念或科学理念。不过，对于权力的神经性追求却来源于焦虑、仇恨以及自卑感。严格说来，对于权力的正常追求来源于力量，而对权力的神经性追求则来源于软弱。

这里还涉及一个文化的因素。个人的权力、声望以及财富并非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发挥作用。例如，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 (Pueblo Indians) 中，对于名望的追求是绝对不提倡的，而且在个人财产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对于财产的追求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在那种文化中，追求任何种类的支配，并将其作为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手段，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是由于下述事实，即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声望以及财富能够给人更大的安全感。

在探究是什么样的条件导致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时，我们清楚地发现，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事实已经证明不可能通过爱来缓解潜在的焦虑以获得安全感时，这样一种追求才会产生。下面我将引用一个例子来表明当对爱的需要受阻时，这样一种追求是怎样以野心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有一个女孩子非常强烈地依恋于比她大四岁的哥哥。他们曾经沉溺于或多或少带有性特征的温情中。但是当这女孩八岁的时候，她的哥哥突然拒绝了她，指出他们现在都大了，不能再玩那种游戏了。在这次经历之后不久，这个女孩突然在学校里表现出强烈的野心。显然，这是由她在寻求爱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失望导致的，而这种失望又由于她没有很多人可以依附而变得更加痛苦。这个女孩的父亲对子女一直都非常冷淡，而她的母亲则明显地偏爱哥哥。但是，她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失望，而且是对她的自尊心的一次沉重打击。她并不知道，哥哥态度的变化仅仅是由于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因此，她感到羞耻、屈辱，而且由于她的自信心一直都建立在不安全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羞耻感、屈辱感就更为强烈。首先，她的母亲不要她，这使得她感觉自己无足轻重，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所有人都非常赞赏她；此外，她的哥哥不仅受到母亲的偏爱，而且得到母亲的信任。父母的婚姻一直都不幸福，母亲有什么烦恼总是与哥哥商量。因此，这个女孩感觉自己被完全排除在外。她作出了更多的尝试来获得她所需要的爱：在和她哥哥的那次痛苦经历之后不久，她爱上了一个在旅途中遇到的男孩，她变得非常兴奋，并开始编织关于这个男孩的美丽幻想。而当那个男孩从她的视野中消失后，她又由于抑郁而表现出新的失望。

正像在这类情境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父母和家庭医生通常将她的状况归咎于她在学校上的年级太高了。他们把她从学校接了回来，送到一个避暑胜地休养，然后再把她送进比原来低一年的班级上学。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时她九岁），她开始表现出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野心。在班上，她无法忍受屈居第二。与此同时，她与其他女孩子（她曾与这些女孩子关系十分友好）的关系也明显恶化了。

这个例子表明有一些典型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一种神经性野心：一开始，她由于感到自己不被人需要而缺乏安全感，由此产生了相当大的对抗心理，而这种对抗心理又因为母亲（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需要盲目的赞美，而不能表现出来；这种受到压抑的仇恨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她的自尊心一直没有机会获得发展，在很多场合她都感到受了屈辱，而且她因为与哥哥的那次经历而明确地感觉受到了污辱；于是，她试图寻求爱，以此作为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手段，但这种尝试也宣告失败。

对于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神经性追求，不仅被用来作为对抗焦虑的保护措施，而且也是受到压抑之敌意得以发泄的渠道。首先，我想讨论一下这些追求中的每一种是如何提供一种对抗焦虑的特殊保护措施的，然后再讨论释放敌意的特定方式。

首先，对权力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对抗无助的保护措施（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无助是焦虑的基本要素之一）。神经症患者对于自身任何一点无助或软弱的表现都非常反感，以至于他总是避开那些在正常人看来完全平常的情境，如接受他人的指导、建议或帮助，依赖他人或环境，让步或同意他人的观点，等等。这种对于无助的反抗，并不是以其全部强度突然爆发，而是强度逐渐增加；神经症患者越是感觉到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受到这些抑制的阻碍，他在实际生活中就越不能肯定自己。他在实际生活中越软弱，就越焦虑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来与软弱有一丁点儿相似的东西。

其次，对权力的神经性追求，可以用作一种保护措施，以对抗认为自己无足轻重的感觉或者被他人视为无足轻重这一危险。神经症患者会形成一种关于力量的刻板的、非理性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得他相信他应该能够驾驭任何情境，而且他应该立刻就能够驾驭这些情境，不管这种情境是多么的困难。这种观念与自尊心联系在一起，结果，神经症患者认为软弱不仅是一种危险，而且是一种耻辱。他把人分成“强者”和“弱者”，钦佩前者而鄙视后者。他对软弱的看法也往往非常极端。他总是或多或少地看不起那些同意他的意见或屈服于他的愿望的人，也看不起那些内心有各种抑制或者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总是显得面无表情的人。对于自己身上所具有的相同特质，他也感到鄙视。如果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焦虑或抑制，他就会感到耻辱，因此，他也因为自己患上了一种神经症而看不起自己，并急切地想把这一事实隐藏起来。他还因自己不能独自应对这个问题而看不起自己。

这样一种对权力的追求将会采取的特殊形式，取决于缺乏哪种权力是神经症患者最为恐惧、最为鄙视的。下面，我将提到这种追求特别常见的一些表现。

这种追求的表现之一是，神经症患者不仅想要控制自己，还想控制他人。凡不是由他发起或他所支持的事情，他都不希望发生。这种对于控制的追求可以采取一种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识地允许他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却坚持要知道对方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对方对他有所隐瞒，他就会勃然大怒。这些控制他人的倾向，也可能会受到程度如此之深的压抑，以至于不仅他自己，甚至他周围的那些人都有可能相信，他在给予他人自由方面非常慷慨大度。但是，如果一个人非常完全地压抑自己想要控制他人的欲望，那么，每当对方与其他朋友有约会，或者意外地回家晚了，他就有可能变得非常抑郁，或者出现头痛或胃部不适。由于不知道出现这些障碍的原因所在，因此，他有可能将其归咎于天气状况，归咎于饮食不当或者其他一些无关的相似状况。许多表面看起来像是好奇心的心理，其实都是由想要控制情境的隐秘愿望决定的。

而且，这种类型的人倾向于希望自己永远正确。一旦被证明出了错，即使是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出了错，他也会变得极为恼怒。他们必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了解一切事情，这种态度有时候会使他们很尴尬地引起他人的注意。那些在其他方面都严肃而可靠的人，一旦碰到一个他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就有可能会不懂装懂，或者有可能会凭空编造一个答案，尽管不知道这个特殊问题的答案并不会有损他们的声誉。有时候，他们会强调预先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以及预测每一种可能性的必要性。这种态度有可能与一种对于任何涉及无法控制之因素的情境的厌恶态度一起出现。任何风险都不应该去冒。对于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不愿意让任何情感摆布自己。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女性受到了某个男人的吸引，如果这个男人爱上了她，她就会突然转而看不起他。这种类型的患者发现很难让自己在自由联想中驰骋，因为那意味着失去了控制，并让自己被带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之中。

还有一种态度也可能是神经症患者对于权力的追求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希望可以随心所欲。如果他人没有严格按照他所期望的那样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没有在他所期望的确切时间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就可能经常因此而感到恼怒异常。这种缺乏耐心的态度与对权力的追求的这个方面紧密相关。任何耽搁、任何被迫的等待，甚至只是等红绿灯，都可能导致他烦躁、恼怒。通常情况下，神经症患者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一种想要指挥一切的态度，或者至少他并不知道这种态度的程度。事实上，不承认这种态度，不改变这种态度，显然是更符合他的利益的，因为这种态度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样，他也不应该让他人辨认出这种态度，因为如果他人发现了这种态度，他就会有丧失他人之爱的危险。

对于恋爱关系来说，这种意识的缺乏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情人或丈夫不能严格按照她的预期来做一些事情，例如，他迟到了，他没有打电话，他出城了，这个患有神经症的女人就会感觉他不爱她了。她把这种情境解释为她不被人需要的证据，而没有认识到她的这种感觉乃是由于对方不顺从于她自身的愿望（通常情况下，她都不会说出自己的这些愿望）而表现出的一种明显的愤怒反应。事实上，这一谬误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那种不被人需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通常又是神经症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一般说来，这一谬误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一位专断的母亲对于子女的不顺从感到非常愤恨，她将会相信并宣称子女不爱她。从这一基础出发，通常会产生出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有可能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一切恋爱关系。患有神经症的女孩不可能爱一个“软弱的”男人，因为她鄙视任何软弱；但是，她也不可能与一个“坚强的”男人交往，因为她希望她的伴侣能够一直顺从自己。因此，她们内心深处所寻求的是一个英雄、一个超人，而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软弱，以至于可以毫不犹豫地屈服于她们的一切欲望的人。

在对权力的追求中，另一种态度是绝不屈服的态度。赞同他人的意见或接受他人的建议（即使他们认为这些意见或建议是正确的），在神经症患者看来都是一种软弱，而且仅仅是想到要这么做，都会激发反抗的心理。那些认为这种态度非常重要的人，通常完全出于害怕对他人的屈服，而倾向于矫枉过正，强迫性地采取相反的立场。这种态度最为普遍的表现乃是，神经症患者通常在内心深处坚持认为，世界应该来适应他，而不是他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基本困难之一就来源于此。对某一位患者进行精神分析，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或洞见，而是要利用这种洞见来改变他的态度。尽管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认识到作出某种改变对自己有好处，但是他十分憎恨这种改变的前景，因为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他最终还是屈服了。这种对于改变的无能为力，对于恋爱关系来说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启示。爱（不管它还意味着什么），始终意味着屈服，既屈服于自己的情感，也屈服于自己的爱人。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越是不能作出这种屈服，其恋爱关系就越不能令人满意。这一因素可能也是性冷淡的原因之一，因为性高潮正是以这样一种完全放开的能力为前提的。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对权力的追求会对恋爱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使得我们能够更为完整地理解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许多内涵。如果不考虑对权力的追求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在对爱的追求中所包含的许多态度。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权力的追求是一种对抗无助和无足轻重感的保护措施。同样，对声望的追求也具有后一种作用。

属于这一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有一种想要给他人留下印象、受到他人赞赏和尊重的迫切需要。他会产生一些用美貌、聪明才智或者某种杰出的成就来给他人留下印象的幻想。他会极为奢侈、引人注目地挥霍金钱。他将必须能够讨论最新的书籍和戏剧，而且必须认识一些显要人物。他将不可能让不赞赏他的人做他的朋友、丈夫、妻子、雇员。他的整个自尊心都建立在他人对自己的赞赏之上，而如果他得不到赞赏，他的自尊心就会慢慢消失殆尽。由于他过分敏感，再加上他老是感到耻辱，因此，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永远的折磨。通常情况下，他自己意识不到这种耻辱感，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但是，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总是以愤怒（这种愤怒是与他所感受到的痛苦成比例的）来对这样的感受作出反应。因此，他的态度总是不断地导致新敌意与新焦虑的产生。

出于进行纯粹描述的目的，我们可以称这种人为自恋者 (narcissistic)。但是，如果从动力学的角度对他进行考察，这个术语就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尽管他总是沉溺于自我膨胀，但是他这样做并不主要是出于自恋，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无足轻重感和耻辱感之扰，或者用正面的话来说，是为了修补被粉碎了的自尊。

他与他人的关系越疏远，他对于声望的追求就越有可能被内化；因此，对声望的追求在他自己的眼里看起来就好像是一种一贯正确的、非常好的需要。而每一个缺点（不管是清楚地认识到，还是隐约地感觉到）都被认为是一种耻辱。

在我们的文化中，保护自己，不让自己产生无助感、无足轻重感或耻辱感，也可以通过对财富的追求来实现，因为财富不仅给人带来权力，而且给人带来声望。对于财富的非理性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普遍，以至于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作一比较，我们才能认识到这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本能，无论它是表现为一种获得本能，还是表现为一种生物驱力的升华，都是如此。甚至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决定它的焦虑得以缓解或消除，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也会消失。

用财富作为保护措施来加以对抗的特殊恐惧，乃是对贫穷、困苦、对他人之依赖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可能就是一条鞭子，驱使着人们不停地工作，并且绝不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这种追求所具有的防御性特征，表现在他对于使用金钱来获得更大享受的无能为力中。对财产的追求并不必定仅仅指向金钱或物质，它也同样可以表现为一种对他人的占有态度，并被当作一种用来防止丧失爱的保护措施。由于占有现象是众所周知的（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婚姻中，在婚姻中，法律为这样的占有要求提供了法律的基础），而且，由于占有的特征与我们在讨论对权力的追求时所描述的那些特征基本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给出专门的例子了。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所描述的这三种追求，不仅可以用来对抗焦虑以获得安全感，而且可以作为释放敌意的手段。这种敌意是表现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倾向、一种侮辱他人的倾向，还是一种剥夺他人的倾向，取决于哪一种追求占了上风。

对于权力的神经性追求的支配他人的特征，并不必然地公开表现为针对他人的敌意。它也可以伪装成有社会价值或人本主义的形式，表现为诸如给予建议的态度、爱管闲事的态度、喜欢带头或领导的态度。但是，如果确实有敌意隐藏在这些态度中，其他人——子女、婚姻伴侣、雇员——都会感觉出来，并对其作出要么顺从要么反抗的反应。神经症患者本人往往意识不到其中所包含的敌意。即使当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意愿进行而使他万分激怒时，他也依然坚信，自己从本质上看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人们竟然如此愚蠢以至于反对他。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形却是，神经症患者的敌意已经被压抑成了文明的形式，一旦不能成功地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这种敌意就会爆发出来。那些使得他发怒的理由，很可能在其他人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对他的反对，而只不过是在意见上稍有不同，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事情而已。但是，就是这样的小事，也有可能使得他发相当大的火。我们可以将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看做一个安全阀，通过这个安全阀，一定量的敌意就可以以一种非破坏性的方式被释放出来。由于这种态度本身就是敌意的一种淡化了的表现，因此，它也就为控制纯粹破坏性的冲动提供了一种手段。

由于他人反对而导致的愤怒，有可能会受到压抑，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被压抑的敌意又有可能导致新的焦虑。这表现为抑郁或疲劳。由于引起这些反应的事件非常微不足道，以至于人们几乎完全注意不到它们，而且，由于神经症患者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反应，因此，这些抑郁或焦虑状态可能看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刺激。只有通过精确的观察，才能逐渐地揭示刺激事件与后续反应之间的关系。

由强迫性支配所产生的另一个更进一步的特性在于，个体缺乏与人平等相处的能力。他要么必须领导他人，要么感觉自己完全无望，依赖性很强，而且感到很无助。他非常专制，以至于任何不能完全由他支配的事情，都会让他感觉自己处在了被征服的状态。如果他的愤怒受到压抑，这种压抑就有可能导致他产生抑郁感、沮丧感和疲劳感。不过，那些让他感觉无助的东西，可能仅仅是一种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或者表达由于不能够领导他人而产生的敌意的迂回方式。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女人与丈夫一起在国外的一座城市中散步。她事先曾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过地图，因此，她一直在前面带路。但是，当他们走到她没有事先在地图上研究过的地方和街道时，她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安全，于是，就把充当向导的任务完全推给了丈夫。而且，尽管她在此之前一直兴高采烈、积极主动，但是，这个时候她却突然感到疲惫不堪，甚至一步都走不动了。我们大多数人都熟知婚姻伴侣、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就好像是一个监督奴隶的工作者，用他的无助作为鞭子，抽打着他人，驱使他们服务于他的意志，向他们索取无尽的关注与帮助。这些情境的典型特征在于，神经症患者从未从他人为他作出的种种努力中获得任何好处，而仅仅报之以不断的抱怨和不断的要求；更有甚者，他会报之以谴责，谴责他人忽略了自己、虐待了自己。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行为。这种类型的患者有可能会拼命地要求获得帮助，但是，他们不仅不听从分析师的任何建议，而且如果没有得到帮助，就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如果他们确实获得了帮助，对自己的某些特性有了某种了解，他们就会立刻退回先前的苦恼之中，就好像分析师什么都没有做一样，他们会想方设法消除通过分析师的艰苦劳动所得来的这种洞见。然后，这位患者又会迫使精神分析师作出新的努力，而这些新的努力注定又得失败。

从这样一种情境中，患者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一方面，他通过呈现自己的无助状态，在迫使分析师像奴隶般地为他服务方面，取得了某种胜利。另一方面，这种策略还倾向于使得分析师产生无助感，这样，患者自身的障碍使得他不能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支配他人，因此，他找到了一种以破坏性的方式来支配他人的可能性。不用说，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满足是完全无意识的，就像是为获得这种满足而使用的技巧也是无意识加以运用的一样。患者自身所能意识到的仅仅是，他非常需要帮助，而他又得不到帮助。因此，在患者自身的眼里，不仅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他还觉得自己有充分的权利生分析师的气。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记住这一事实，即他正在玩一种暗中为害的游戏，所以他害怕被人发现并受到报复。因此，出于自卫，他觉得有必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通过扭转局面来做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他暗中进行某种具有破坏性的攻击，而是认为分析师在忽视他、欺骗他、虐待他。不过，只有在他真正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时，他才能占据并维持这一地位。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人不仅对于承认自己并没有受到虐待这一点毫无兴趣，而且恰恰相反，他有强烈的兴趣来坚持他的这一信念。他坚持认为他受到了伤害，这种坚持往往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希望受到虐待。实际上，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不希望受到虐待，但是，他那种认为自己被人虐待的信念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以致他无法轻易地将其放弃。

在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中，可能包含着太多的敌意，以致产生了新的焦虑。而这又可能导致诸如不能下命令、不能做决定、不能表达确切的意见等这样的抑制，其结果则是，神经症患者往往过分顺从。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他将自己的抑制误认为一种天生的软弱。

在那些把追求声望作为头等大事的人身上，敌意通常表现为一种想要侮辱他人的欲望。对于那些自尊心曾由于遭受侮辱而受过伤害，并因此而产生报复心理的人来说，这种欲望是至高无上的。通常情况下，他们在儿童期都曾有过种种遭受侮辱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与他们成长的社会情境有关，比如说，属于少数群体，或者自己家很穷而有些亲戚却很富有；也可能与他们的个人情境有关，比如，因为其他孩子的缘故而受到歧视，被他人唾弃，被父母当作一件玩物，时而受到溺爱，时而又被羞辱、责骂。这种经历由于具有让人痛苦的性质而往往被遗忘，但是如果所阐述的是涉及侮辱的问题，那么，它们就会再次出现在意识之中。但是，在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从来都观察不到这些儿童期情境所产生的直接结果，而只能观察到其间接结果。这些结果由于经历了一个“恶性循环”而得到了强化，这个“恶性循环”是这样的：一种被侮辱感；一种想要侮辱他人的欲望；由于害怕受到报复，而导致对侮辱的敏感性提高；侮辱他人的欲望增强。

这些想要侮辱他人的倾向之所以受到深深的压抑，通常是因为神经症患者从自己的敏感性中知道，当他遭到侮辱时，自己是如何痛苦和如何想要报复，因此，他本能地害怕他人对他作出同样的反应。然而，这些倾向中的一些有可能会表现出来，而他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表现为对他人的漫不经心的忽视，比如让他人长时间等待等；也可能表现为漫不经心地使他人陷入尴尬的境地，比如让他人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即使神经症患者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想要侮辱他人的愿望，或者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侮辱了他人，他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弥漫着焦虑，表现为不断地预期自己会遭到责难或侮辱。在后面讨论失败恐惧时，我将回过头来讨论这种恐惧。由于这种对于侮辱的敏感性而产生的抑制，通常会表现为一种想要避免任何似乎有可能侮辱他人的事情的需要。例如，这样的一个神经症患者可能没有能力批评他人、拒绝他人的要求，或者开除一位雇员，结果，他往往显得过于考虑周全或过于有礼貌。

最后，一种想要侮辱他人的倾向，可能会隐藏在一种崇拜他人的倾向背后。由于侮辱他人和崇拜他人是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因此，后者就提供了最佳的方式来根除或隐藏前者那些倾向。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这两种极端的原因所在。这两种态度分布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而分布的不同则取决于个体的差异。它们可能会单独地出现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即一个人在某个时期可能会轻视所有人，而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可能会陷入英雄崇拜；他也可能崇拜男人而轻视女人，或者恰恰相反；或者，他也可能盲目地崇拜一两个人，而同样盲目地轻视世界上其他所有人。正是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态度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一位患者可能会同时既盲目地崇拜分析师又轻视分析师，他要么压抑其中的一种情感，要么在这两种情感之间摇摆不定。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敌意通常表现为一种剥夺他人的倾向。想要欺骗、偷盗、剥削或挫败他人的愿望本身并不是神经性的愿望。它可能是由文化模式化的，也可能是由实际情境认可的，或者它也可以被正常地看做一个权术问题。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倾向却带上了高度的情绪色彩。即使他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实际利益微乎其微或无关紧要，但如果取得成功，他就会兴高采烈、得意洋洋。例如，为了讨价还价，他有可能会付出与他所省下的那点钱完全不成比例的时间和精力。他从这种成功中所获得满足感有两个来源：其一，他感觉自己凭智力胜过了他人；其二，他感觉自己伤害了他人。

这种想要剥夺他人的倾向会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形式。如果医生不能免费地治疗他，或者要求他支付的费用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那么，这位神经症患者就会对医生充满怨恨。如果他的雇员不愿意无偿加班，他就会对他们非常愤怒。在与朋友和孩子的关系上，这种剥夺的倾向常常通过宣称他们对自己有义务而得以合理化。事实上，父母根据这一基础来要求子女为其作出牺牲，有可能会摧毁子女的生活，即使这种剥夺倾向并不以这样的破坏性形式表现出来；而任何一位认为子女的存在就是为了给自己以满足，并按照这种信念来行事的母亲，都必然会在情感上剥削自己的孩子。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也可能会倾向于拒绝给他人某些东西，比如他可能拒给应该付给他人的钱、应该告诉他人的消息，以及他让别人期望获得的性满足等。这些掠夺倾向的存在，可以表现为不断地做偷盗之梦，或者他可能会产生一种想要偷盗的有意识冲动，只不过他把这种冲动压抑了下去；在某一个时期，他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实际的偷窃狂。

属于这种一般类型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故意剥夺他人。一旦有人期望他做点什么或者拿出点什么的时候，与他这种想要剥夺他人的愿望有关的焦虑，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抑制，这样一来，举例来说，他就会忘记去买他人希望他能够购买的生日礼物，或者如果一个女人愿意对他以身相许，他就会突然变得阳痿。不过，这种焦虑并不一定总会导致一种实际的抑制，但是却有可能在这样一种潜在的恐惧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他害怕自己正在剥削或剥夺他人，虽然事实就是如此，但是他在意识上却愤怒地否认自己有这样的意图。一位神经症患者甚至可能在某些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些倾向的活动中，也会产生这种恐惧，而同时，他却又始终意识不到，他自己在其他的活动中，确实在剥削或剥夺着他人。

这些剥夺他人的倾向，往往伴随着一种妒忌他人的情感态度。如果他人拥有一些我们自己想要拥有的好处，那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产生某种妒忌的情感。不过，在正常人身上，侧重点在于他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些好处这一事实；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侧重点却在于他不愿意别人得到这些好处这一事实，即使他自己一点都不想得到这些好处。这种类型的母亲常常会妒忌孩子的快乐，她会告诉他们：“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those who sing before breakfast will cry before supper)。”

神经症患者通常会通过将其置于一种合理妒忌的基础之上，来掩盖他的妒忌态度的残忍性。他人的任何好事，不管是一个洋娃娃、一个女孩、一份悠闲，还是一份工作，在他看来都非常荣耀，非常值得弄到手，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的妒忌是完全合理的。只有借助于对事实进行某种出于无心的歪曲，这种使妒忌合理化的做法才是有可能的：低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产生这样一种幻觉，即认为他人所拥有的好事确实就是自己想要得到的。这种自我欺骗的程度可能会非常深，以至于他竟然相信自己之所以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他人已经拥有的某一件好事，他觉得他人已经超过了他；而他完全忘了这一点，即在其他所有方面，他都不愿意同对方交换。为了这样一种歪曲，他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即他没有能力来享受和欣赏任何可以获得的幸福。不过，这种能力的缺乏却也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保护他以免遭到他人的妒忌（他人的妒忌是他最为害怕的）。就像许多正常人有很充分的理由来保护自己免遭某些人的妒忌一样，他也并不是故意地不让自己对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并因此歪曲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以至于他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一切享受。因此，他挫败了自己的目的：他本想拥有一切，但是，由于他的破坏性动机和焦虑，最终却落得个两手空空。

显然，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有其他敌意倾向一样，这种剥夺或剥削的倾向，也不仅来源于受损的人际关系，而且会导致更进一步的人际关系损伤。尤其是如果这种倾向或多或少地处于无意识状态（通常情况下，实际情形就是如此），那么，它就必然会导致个体感到不自然，甚至使个体在他人面前感到怯懦。在那些他并没有期望从其身上获得任何东西的人面前，他的行为举止和感受都很自由自在、泰然自若；而一旦出现他可以从他人那里获得某种好处的可能性时，他就会变得很不自然。这种好处可能是有形的东西，如某条信息或某种劝告；也可能是某种不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仅仅是一种将来获益的可能性。不仅在性关系中，而且在其他所有关系中，这一点都是适用的。一位属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在自己并不在意的男人面前，可能会表现得很坦率、自然；而在一个她希望对方能够喜欢自己的男人面前，她就会感到十分尴尬、拘束，因为在她看来，获得他的爱就等于是从他那里得到某种东西。

这种类型的人可能具有一种非凡的挣钱能力，并因此将他们的冲动引导到了有益的渠道上来。更为常见的是，他们会在挣钱问题上形成种种抑制，因此，他们会犹豫要不要向他人索取报酬，或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却没有索要恰当的报酬，这样看起来，他们的行为就比实际情形要慷慨很多。然后，他们又很可能因为没有获得恰当的报酬而心怀不满，但是他们常常并不知道这种不满的原因。如果神经症患者的抑制变得分布很广，以致遍布于他的整个人格，那么，他往往会缺乏自立的能力，而必须依靠他人的支持来生活。于是，他就会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并以此来满足他那些剥削他人的倾向。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并不一定表现为“全世界都欠我”这样一种粗略的形式，而可能会表现为更为微妙的方式，例如希望他人帮助自己，希望他人采取主动，希望他人为自己的工作出谋策划，简言之，就是希望他人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一般说来，其结果是对生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态度：他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他自己的生活，而且他必须自己来决定是要在这种生活中有所建树，还是虚度一生；他的生活态度就好像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与他自己无关，就好像一切善与恶都来自外部世界，而与他的所作所为全然无关，就好像他有权利从他人那里获得好处，而将所有的坏事都归咎于他人一样。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通常坏事比好事更容易发生，因此，神经症患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这整个世界产生怨恨。我们还可以在对爱的神经性需要中发现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尤其是当这种对爱的需要表现为一种对物质利益的渴望时更是如此。

神经症患者这种剥削或剥夺他人的倾向所产生的另一个更为常见的结果是，对于自己可能被他人欺骗或剥削而感到焦虑。他有可能会生活在一种永无止境的恐惧中，深怕他人会利用他，会偷走他的钱财或思想，于是对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作出这样的恐惧反应，即深怕这个人会打他什么主意。如果他真的受到欺骗，例如，如果一位出租车司机没有走最近的路，或者一位服务员多收了他的钱，那么，他所发泄的愤怒会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这种将自己的欺骗倾向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做法所具有的心理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对他来说，感觉自己有正当的权利去声讨他人，比面对自己的问题，要愉快得多。而且，癔症患者通常将谴责作为一种声讨的手段，或者威胁对方，使其产生罪恶感，并因此任他虐待。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在多兹沃尔斯夫人 (Mrs. Dodsworth) 这个人物形象上，精妙绝伦地描述了这种策略。

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神经性追求的目标和功能，可以非常粗略地罗列如下：

目标	为获得安全感以对抗	敌意的表现形式
权力	无助	支配他人的倾向
声望	侮辱	侮辱他人的倾向
财富	贫穷	剥夺他人的倾向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 的成就之一在于，看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些追求在神经症患者的表现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追求借以表现出来的伪装。不过，阿德勒认为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为重要的倾向，其本身不需要任何解释。[ 注 52 ] 他将神经症患者身上的这些强化，追溯为自卑感以及生理上的不适。

弗洛伊德也看到了这些追求的许多内涵，但是他并不认为它们是属于同一类的。他认为，对声望的追求是自恋倾向的一种表现。他最初将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以及其间所涉及的敌意，看做“肛门—施虐阶段”(anal-sadistic stage) 的一种派生物。不过后来，他认识到，这些敌意不可能还原到一种性的基础之上，并认为它们是“死亡本能”的一种表现，这样，他就保持了对自己那种生物取向的忠诚信念。无论是阿德勒还是弗洛伊德，都没有认识到焦虑在产生这些驱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都没有看到在它们得以表现的形式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