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被人喜欢，都愉快地享受着被人喜欢的感觉，如果不被他人喜欢，我们就会产生怨恨的感觉。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对儿童而言，这种被人需要的感觉，对他的和谐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是什么样的特定特征，使得一种对爱的需要被看作神经性需要呢？

我认为，武断地把这种需要称为婴儿期需要，不仅冤枉了儿童，而且也忘记了这一点，即构成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基本元素，与幼稚行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婴儿期需要与神经性需要只有一个共同的元素，即无助——尽管在这两种情形下，无助也有着不同的基础。除了这一点以外，神经性需求是在完全不同的先决条件下形成的。再说一遍，这些先决条件是：焦虑、不被人爱的感觉、不能相信任何爱，以及针对其他所有人的敌意。

因此，在对爱的神经性需要中，第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特征是其强迫性。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个人受到强烈焦虑的驱使，其结果都必然是丧失自发性和灵活性。用简单的话说，这意味着对于一位神经症患者而言，爱的获得并不是一种奢侈，也不是额外力量或额外快乐的主要来源，而是一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东西。其间的差别是“我希望被人爱，我享受被人爱的感觉”与“我必须被人爱，为此我不惜任何代价”之间的差别，或者是这两种人之间的区别：一种人之所以吃东西，是因为他有很好的胃口，能够享受食物带来的快乐，并且在选择食物上极其讲究；而另一种人之所以吃东西，是因为他快饿死了，必须不加选择地胡乱充饥，而且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这一态度必然会导致一种对于被人喜欢之实际意义的过高评价。实际上，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这并不非常重要。事实上，只让某些人喜欢我们，才是十分重要的——这些人是我们关心的人，是我们必须与其一起生活或一起工作的人，或者是那些我们希望给其留下好印象的人。除了这些人以外，我们是否受其他人喜欢，通常是无关紧要的。[ 注 47 ] 然而，神经症患者的感觉与行为就好像他们的存在、幸福以及安全，都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被人喜欢似的。

出于这些愿望，他们可能会不加区别地依附于任何一个人，从理发师、舞会上遇到的一个陌生人，到他们的同事、朋友，或者到所有的女人或所有的男人，无一例外。因此，一声问候、一个电话或一次邀请，不论友好与否，都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心情，改变他们对生活的整个看法。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提出一个说法：即不能独处 (incapacity to be alone)，程度从略感不安到由于一种对于孤独的特定恐惧而产生的烦躁不等。我所说的独立的人，并不是那些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感到无趣的人，也不是那些很容易就会对自己的伙伴感到厌烦的人，而是那些聪明能干、足智多谋、能够独立享受其他许多事情的人。例如，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有在身边有人时，才能够工作，而如果他们必须一个人独自工作，就会感到心神不安，也会感到不快乐。在这种对于同伴的需要中，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的因素，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一幅关于一种模糊焦虑的画面。这是一种对于爱的需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于某种人际接触的需要。这些人有一种在人世间漂泊无依的感觉，任何人际接触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安慰。我们有时候可以观察到（如在一次试验中），这种对于独处的无能为力是怎样随着焦虑的增加而加剧的。有一些患者，只要他们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保护墙（正是他们自己将这些保护墙设置在了自己的周围）的后面，他们就能够独处。但一旦他们的保护机制通过分析而被有效地攻破，某种焦虑就会随之而被激起，他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独处的状态了。这是患者状况中的一种过渡性损伤，这种损伤在分析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

对爱的神经性需要可能会集中于某一单个个体身上——丈夫、妻子、医生、朋友。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人的忠诚、友谊以及在场都会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不过，这种重要性具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性质。一方面，神经症患者会寻求他人的兴趣与在场，如果对方不在身边，他就会害怕对方不喜欢自己了，或者感觉受到了忽视；而另一方面，当他与自己的偶像在一起时，却丝毫感觉不到快乐。如果他意识到了这一矛盾，通常就会为此而茫然不知所措。但是，根据我上面所说的内容，很显然，这种希望他人在场的愿望，并不是真正的爱的表现，而仅仅是表现出了一种对于安全感的需要，而这种安全感是通过他人触手可及这一事实而获得的。（当然，一种真正的爱和一种对于可靠情感的需要或许是相辅相成的，但它们却并不一定互相吻合。)

对爱的渴求可能会局限于某些特定的人群，这些人群可能是有着共同的兴趣或利益的人群，如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或者，它也可能局限于某一性别的人身上。如果这种对于安全感的需要局限于异性身上，那么，这种情况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正常的”，而且那些与此相关的人也通常会辩护说这是“正常的”。例如，有这样一些女人，如果她们身边没有男人，就会感到痛苦、焦虑；她们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但过不了多久就会中断这次恋情，然后又开始感到痛苦、焦虑，于是又开始另一段恋情，如此循环不止。这并不是对恋爱关系的真正渴望，这一点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这些关系充满了冲突，不能令人感到满意。而且，这些女人会不加区别地选择任何男人；她们只需要有一个男人在身边就行，而并不喜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通常情况下，她们甚至不能获得生理上的满足。当然，在现实中，整个情形要复杂得多，我所强调的只不过是焦虑和对爱的需要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注 48 ]

我们在男人身上可以发现一种相似的模式；他们都有着一种想要被所有女人喜欢的强迫心理，而且当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时，他们会感到心神不安。

如果这种对爱的需要集中在同性的人身上，那么这很可能就是潜在的或外显的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通往异性的道路由于过多的焦虑而受到阻止，那么，这种对爱的需要就可能会指向同性。不用说，这种焦虑不一定会表现出来，而可能隐藏在一种对于异性的厌恶感或冷淡感背后。

由于获得爱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极为重要，因此自然而然地，他就会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意识不到自己正这样做。最为常见的付出代价的方式是，一种顺从的态度以及一种情感上的依赖。这种顺从的态度可能会表现为不敢反对他人的意见或者批评他人，只会对他人表现出忠诚、钦佩以及温顺。这种类型的个体一旦允许自己说出批评性或贬抑性的话语，即使他的话语是无害的，他也会感到焦虑。这种顺从的态度有可能会走向极端，以致神经症患者不仅压制了自己的攻击性冲动，而且扼杀了所有自我肯定的倾向。他会任由他人欺凌自己，而且会作出任何牺牲，而不管这种牺牲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例如，他的自我牺牲 (self-abnegation) 可能会表现为一种想要患上糖尿病的愿望，因为他想要获得其爱的那个人对于糖尿病研究非常感兴趣，那么，患上这种病就意味着他很可能会赢得那个人的兴趣。

与这种顺从态度非常相似，而且与这种态度交织在一起的是情感上的依赖，这种情感上的依赖来源于神经症患者的一种需要，即想要紧紧地依附于某个能够提供保护承诺的人。这种依赖不仅可能导致无休止的痛苦，而且甚至可能具有全面的破坏性。例如，在有些人际关系中，一个人会无助地依赖于另一个人，即使他充分地意识到了这种关系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他的感觉就好像是，如果得不到一句亲切的话或一个微笑，他的世界就会分崩离析。在期待一个电话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焦虑。而且如果他人不来看他，他就会感到非常凄凉。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放弃这种关系。

通常情况下，一种情感依赖的结构要更为复杂一些。在那些一个人会依赖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总是会存在着大量的怨恨。那个依赖于他人的人会由于自己受到奴役而感到怨恨；他怨恨自己不得不顺从于他人，但是却由于害怕失去他人而继续这样做。由于不知道正是他自己的焦虑导致了这种情境，因此他很容易就认为，他这种被征服的状态是他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他必须将产生自这样一种基础的怨恨压抑下去，因为他迫切地需要得到他人的爱；而这种压抑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焦虑，随之又产生一种对安全的需要，从而强化了这种依附于他人的冲动。因此，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情感依赖会导致一种现实的，甚至是合理的恐惧，即害怕自己的生活会毁于一旦。当这种恐惧变得非常强烈时，他们可能就会通过不让自己依附于任何人来保护自己，以对抗这种情感上的依赖。

有时候，同一个人对于依赖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在经历一次或几次这样的痛苦经验之后，他可能会盲目地反抗任何甚至只与这种依赖稍微有点相似的东西。例如，一个经历了多次恋爱的女孩（每一次都以她不顾一切地想要依赖于所涉及的那个特定男人而告结束），会对所有男人形成一种分离的态度，只想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而不付出任何感情。

在某一患者于分析期间的态度中，这些过程也非常明显。利用分析的时间来获得对于自己的理解，乃是符合患者自身利益的事情，但患者往往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取悦分析师，以引起分析师的兴趣或赢得分析师的赞赏。尽管他有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想要尽快地结束治疗——因为他为了分析而遭受了很多痛苦或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或者因为他时间非常有限——但是，这些因素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完全无关的。患者有时候会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述冗长的故事，其目的只是为了从分析师那里得到一个赞许的反应；或者他会设法使每次治疗都让分析师感到非常有趣，让分析师感到很愉快，并对他表示赞赏。这种情形有时候会走向极端，以至于患者的联想甚至他的梦境都受到想要引起分析师注意这种欲望的支配。或者，他可能会迷恋于这位分析师，认为自己除了这位分析师的爱，对其他的所有一切都不在乎，并试图用真挚的情感来打动这位分析师。在这里，不加区别这个因素也非常明显，除非我们假定每一位分析师都是人类价值观的楷模，或者都完全符合每一位患者的个人预期。当然，分析师很可能是患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爱上的人，但即使是这样，也无法说明分析师对于患者而言之情感重要性的程度。

人们在谈到“移情”(transference) 时通常所想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现象。不过，这一术语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移情指的是患者对分析师所作出的所有非理性反应的总和，而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依赖。在这里，问题主要并不在于为什么在分析的过程中会发生这种依赖，因为需要这样一种保护的人都将会紧紧地依附于任何一个医生、社会工作者、朋友或家庭成员；而在于为什么这种依赖会特别地强烈，而且为什么它会如此频繁地发生。答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除了别的以外，分析还意味着攻破患者建立起来用以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并因此激发潜伏在保护墙背后的焦虑。正是这种焦虑的增强，导致患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紧紧地依附于分析师。

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与儿童对爱的需要不同之处：与成人相比，儿童需要更多的爱或帮助，这是因为他们更为无助，但是在他们态度中并不涉及任何强迫性的因素。只有那些已经忧心忡忡的儿童，才会寸步不离地依附于自己的母亲。

对爱的神经性需要的第二个特征（也完全不同于儿童的需要）是永不知足 (insatiability)。诚然，一个儿童有可能会纠缠不休，要求获得过多的关注，并无休止地证明自己是被爱着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儿童。一个在一种温暖、可靠氛围中长大的健康儿童，会确信自己是被需要的。他并不需要不断地去证明这一事实，而且当他得到所需要的帮助时，会感到很满足。

神经症患者的永不知足，可能从总体上体现出一种贪婪的性格特征，表现在吃、购物、浏览橱窗以及缺乏耐心等方面。这种贪婪在大多数时候都受到了压抑，但可能会突然地爆发出来，例如，一个通常买衣服很有节制的人，在处于焦虑状态时，却一口气买了四件新外套。它可能会表现为海绵吸水似的较为温和的方式，也可能会表现为像章鱼行为一样更具攻击性的方式。

这种贪婪态度，及其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还有随之而来的抑制，通常被称为“口唇”态度 (“oral”attitude)[ 注 49 ]，而且这种态度本身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已有很好的描述。尽管构成这一术语之基础的理论预想很有价值（因为这些理论预想使得迄今孤立的倾向得以整合成综合的症候群），但是，认为所有这些倾向都发源于口唇感觉和欲望这一预想，却是值得怀疑的。这种说法是基于可靠观察的，即贪婪经常表现在对食物的需求以及进食的方式上，同时也表现在梦中（这些梦可能以一种更为原始的方式表现了同样的倾向，例如吃人的梦）。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能证明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从本质上说本来就与口唇欲望有关。因此，一种更为站得住脚的假设应该是，一般说来，吃只不过是满足贪婪感的一种最为便捷的方式，不管这种贪婪感的来源是什么，正如在梦中一样，吃乃是表达不满足之欲望的最为具体、最为原始的象征。

认为“口唇”欲望或态度具有力比多的性质这一假设，也还有待于证明。毫无疑问，一种贪婪的态度可能会出现在性领域内，就像在梦中一样，在实际生活中，在性方面的不满足，也会将性交与吞咽或咀嚼相等同。但是，它也会出现在对于金钱或衣物的渴求中，或者出现在对于野心或声望的追求中。唯一能够用来支持这种力比多假设的说法乃是，贪婪的激情强度与性驱力的激情强度相似。然而，除非我们假定每一种充满激情的驱力都具有力比多性质，否则的话，我们依然有必要证明这种贪婪本身是一种性欲的—前生殖器的—驱力。

关于贪婪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至今尚未解决。像强迫行为一样，它也明确地由焦虑所引发。贪婪受焦虑制约这一事实，就像我们经常从诸如过度手淫或暴饮暴食等例子中看到的那样，是非常明显的。贪婪与焦虑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可能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一方面，一旦个体在某一方面获得了安全感——感到被爱、取得一项成功、从事建设性的工作等——贪婪就有可能会减少或消失。例如，一种被爱的感觉有可能会突然降低强迫性购物愿望的强度；一个总是垂涎欲滴地期待着一日三餐的女孩，一旦开始从事服装设计（这是她非常喜欢的一份工作），就会完全忘记饥饿，忘记进餐的时间。另一方面，一旦敌意或焦虑增强，贪婪就有可能看起来加剧，或者真的加剧。例如，一个人在观看一场恐怖表演之前，有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去购物；或者在遭到拒绝之后，有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去大吃一顿。

不过，有许多人虽然内心感到十分焦虑，却没有形成贪婪的习性，这一事实表明其中所涉及的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唯一可以相当确切地指出的是，贪婪的人不相信自己具有创造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能力，因此他们不得不依赖于外部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没有人会愿意给他们任何帮助。那些在对爱的需要方面永不知足的神经症患者，通常在物质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贪婪，例如在时间或金钱的牺牲、在具体情境中的实际建议、在困难中的实际帮助、礼物、信息、性满足等方面，都是如此。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欲望明确地揭示了一种想要获得爱的证明的愿望；不过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解释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神经症患者只不过想要得到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爱，也可能不是爱），而且这种对于爱的渴望（如果存在的话）也只不过是为了索取某些有形的好处或利益而披上的一层伪装而已。

这些观察使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对于一般物质的贪婪是否可能是最基本的现象，而对爱的需要仅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对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答案。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对占有的渴望，乃是对抗焦虑的一种基本防御机制。但是，经验也表明，在某些案例中，对爱的需要（尽管它是一种主要的保护机制）可能会被压抑得非常深，以至于它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对物质的贪婪就可能会永久地或短暂地取代它的位置。

根据爱的作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大致地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在第一种类型中，神经症患者所渴望的无疑是爱，不管这种爱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不管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获得这种爱。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也会寻求爱，但是如果他们在某种关系中没有获得爱——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注定不能获得爱的——那么，他们并不会立即转向另一个人，而是退缩，远离所有人。他们不再试图让自己依附于某个人，而是强迫性地让自己依附于某些事物，不得不去进食、购物、阅读，或者一般而言，不得不去获得某种东西。这样一种变化有时候可能会呈现出稀奇古怪的形式，就像有些人在恋爱失败以后，就会开始强迫性地吃东西，以致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的体重竟会增加二十至三十磅；如果他们重新开始一段恋情，那么他们的体重就会降下来；而如果这段恋情又以失败告终，则他们的体重又会再次增加。有时候，我们在患者的身上也能观察到同样的行为：在对分析师产生一种巨大的失望之后，他们会开始强迫性地进食，体重迅速增加，以致他们的样子都几乎让人辨认不出来；但是一旦关系捋顺，他们的体重就会恢复。这样一种对于食物的贪婪也可能受到压抑，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可能表现为食欲减退，或者某种机能性的肠胃不适。在这种类型的患者中，个人关系比第一种类型的患者受到更为严重的干扰。他们仍然想要获得爱，也仍然敢于寻求爱，但任何的失望都可能会破坏将他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那条线。

第三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在很早的时候就曾受过非常严重的打击，以致他们有意识的态度已经变得对任何爱都深感怀疑。他们的焦虑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只要不受到正面的伤害，就会心满意足。他们可能会对爱采取一种玩世不恭、藐视嘲弄的态度，并宁可实现他们那些与物质上的帮助、建议、性欲等有关的有形的愿望。只有当他们的大部分焦虑得到缓解，他们才有可能追求并欣赏爱。

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不同态度可以总结如下：对爱永不知足；对爱的需要与一般的贪婪交替出现；对爱没有明显的需要，而只有一般性的贪婪。每一种类型都表现出了焦虑与敌意的增加。

现在，回到我们讨论的主要趋向上来，我们必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即对爱的永不知足借以表现其自身的特殊方式。其主要的表现在于妒忌，以及对无条件之爱的需求。

神经性妒忌与正常人的妒忌不一样（正常人的妒忌可能是在面临丧失某人之爱这种危险时所作出的一种恰当的反应），它与所面临的危险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它表现为总是害怕失去对某人的占有，或者总是害怕失去某人的爱；因此，对方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兴趣，对神经症患者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类型的妒忌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中——就父母而言，他们会妒忌想要交友或结婚的孩子；就孩子而言，他们会妒忌父母之间的关系；这种妒忌还会出现在婚姻伴侣之间，也会出现在任何一种恋爱关系之中。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在患者与分析师的关系中，它表现为一旦分析师去看另一个患者，甚至只是提到另一个患者，患者就会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其格言是：“你必须只爱我一个人。”患者可能会说：“我承认你对我很好，但是，你对他人也可能同样好；因此，你对我的好根本就不能说明什么。”任何必须与他人共同分享的爱或者兴趣，都会立刻因此而完全失去其价值。

这种不相称的妒忌，通常被认为是由儿童期对兄弟姐妹或者父母中一方的妒忌经验所决定的。就像在健康儿童中间经常看到的那样（例如，对于新生儿的妒忌），一旦儿童确信他不会因此而失去任何他迄今所获得的爱与关注，兄弟姐妹竞争 (sibling rivalry) 就会不留任何伤疤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我的经验，发生在儿童期并且从未得以克服的过分妒忌，乃是由于儿童身处与成人所处的相似的神经性环境，对于这种环境，我们在上文中已作描述。在儿童心里，早已存在着一种对爱的永不知足的需要，这种需要源自一种基本的焦虑。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婴儿期妒忌反应与成人妒忌反应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表达得含混不清，因为成人的妒忌常被称作婴儿期妒忌的一种“重复”。如果这一术语意味着，一位成年妇女妒忌她的丈夫是因为她曾同样地妒忌过她的母亲，那么这种说法就似乎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在一个儿童对其父母或兄弟姐妹所作反应中所发现的强烈妒忌，并不是后来出现的成人妒忌的最终原因，这两种妒忌都源自同一个根源。

对爱的永不知足的需要比妒忌还要强烈，这一说法很可能就是对无条件之爱的追求。这种需要最经常出现在意识心理中的形式是：“我希望你因为我这个人而爱我，而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迄今为止，我们都可能会认为这种愿望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当然，这种想要他人仅仅因为我们本身而爱我们的愿望，与我们任何人的愿望都无不同。然而，神经症患者对于无条件之爱的愿望，与正常人的愿望相比，要复杂得多，而且在其极端的形式中，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种对爱的需求，确切地说，是一种对于没有任何条件或没有任何保留之爱的需求。

首先，这种需求包括一种爱他而不计较任何挑衅行为的愿望。对于一种安全感而言，这一愿望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神经症患者在内心隐秘地知道这一事实，即他的内心充满了敌意和过分的要求，因此他害怕（这种害怕是可以理解的、相称的），如果这种敌意变得非常明显的话，对方就有可能会收回对他的爱，或者是变得非常愤怒、对他怀恨在心。属于这一类型的患者将会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爱一个可爱之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它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真正的爱应该证明其有忍受任何不适当行为的能力。任何批评都被认为是爱的收回。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患者可能会由于分析师暗示他应该改变其人格中的某些方面而激起怨恨（即使这种改变是精神分析的目的），因为任何这样的暗示，在他看来都是他对爱之需要所遭遇的一种挫折。

其次，对无条件之爱的神经性需要包括一种爱他而不需要任何回报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必需的，因为神经症患者深知自己无力感受任何温暖或付出任何爱，而且他也不愿意去这么做。

再次，他的需求包括一种爱他而不会获得任何好处的愿望。这种愿望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对方如果从这种情境中获得任何好处或满足，都会立刻使神经症患者产生这样的怀疑，即对方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或满足而喜欢他。在性关系中，这种类型的人总是吝惜他人从这种关系中所获得的满足感，因为他们会觉得对方仅仅是因为所涉及的这种满足感而爱自己。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这些患者会吝惜精神分析师从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感。他们要么会贬损分析师给他们提供的帮助，要么一方面从理智上承认所得到的帮助，另一方面却不能产生任何感激之情。或者，他们会倾向于将病情的任何好转归因于某个其他的根源，归因于他所服用的药物或者是一个朋友所说的话。当然，他们还会吝惜必须付给分析师的费用。尽管他们可能理智上承认，这些费用是对分析师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知识的一种酬报，但是情感上他们却将付费这种行为视作分析师对他们不感兴趣的一种证明。而且，这种类型的人也可能怯于赠送礼物，因为赠送礼物使他们不能确信对方是爱自己还是爱礼物。

最后，对无条件之爱的需求还包括一种爱他并且为他牺牲的愿望。只有当对方为自己牺牲了一切时，神经症患者才有可能真正地确信自己是被对方爱着的。这些牺牲可能涉及时间或金钱，但也可能涉及信念以及个人的完善。例如，这种需求包括这样的预期，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对方也应该站在自己一边。有这样一些母亲，她们相当天真地认为，期望从子女那里获得各种各样的盲目忠诚和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们“在痛苦中生了他们”。其他一些母亲则压抑了想要获得无条件之爱的愿望，所以，她们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大量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但是这样的母亲却无法从她与子女的关系中获得任何满足，因为就像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例子一样，她会觉得孩子们之所以爱她，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她那里得到了如此多的爱，因此，她会吝惜自己给予他们的一切。

这种对于无条件之爱的追求，从其对其他所有人都持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这个意义上看，最为明确地表明了隐藏在对爱的神经性需求背后的敌意。

与正常的吸血鬼类型的人不同（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有意识地决定剥削他人，直至极限），神经症患者通常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是这样一种人。出于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策略原因，他不得不将对于自身需求的认识阻止在意识之外。很可能没有人会坦白地说：“我想要你为了我牺牲自己，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回报。”他被迫将自己的需求放在某个合理的基础之上，例如他正在生病，因此需要他人为他作出一切牺牲。另一个不承认自己这些需求的强有力的原因在于，一旦它们得以建立，就很难将它们放弃，而认识到它们是不合理的，正是放弃它们的第一步。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些基础外，它们还植根于神经症患者的深刻信念，即他无法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来生活，他所需要的一切都必须由他人来给予，他生活的一切责任都依赖于他人，而不是他自己。因此，要他放弃对于无条件之爱的需求，前提是改变他对于生活的整个态度。

对爱的神经性需求的所有特征都共同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神经症患者自身冲突着的各种倾向，挡住了他获得所需要的爱的道路。那么，如果他的这些需求只能部分实现，或者完全不能实现，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